話雖如此說，作者接下去卻講了一個學生當了禦史，老師去看望，眾人為了巴結禦史紛紛巴結禦史的老師，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兩銀子的故事。這套陋規也是有名頭的，屬於“打秋風”名下的“撞太歲”。這就是說，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沒有固定潛流的滋潤，未必沒有間歇泉或季節河的接濟，而季節河的來源最終也是眾貪官汙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說，《二刻拍案驚奇》說得也不全對。教官與學生的關係能夠影響助學金的發放，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換。更何況那“幾分節儀”也不能不算常例，不過尺寸小了點而已。在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實際是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還有升官發財的才能--最終仍要由百姓付錢。
我們再說說“官吏役”中的吏。吏員之“缺”的數目，在名義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實際數目卻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這些嚴重超編的吏員靠什麼生活呢？中央財政的地方存留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少數在中央財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員，名義收入也少得可憐。但他們的生活卻很不錯，並不比如今縣委縣政府的中層幹部的自我感覺差。他們是各項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收取陋規和常例的機會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讀到過《巴檔抄件》中的一封揭發信，清朝一位戶房書吏因內訌而把這個位置上每年的陋規常例條分縷析地開列出來，結果，總數大得嚇人：巴縣戶吏彭澤膏每年可以吞蝕銀子一萬六七千兩。其中最主要的源頭是巴縣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約，總價值約一百數十萬兩。按照慣例，每百兩收三錢契稅，稅率是千分之三。這就有四千兩之數。這筆錢用來支付眾吏役的夥食費已經綽綽有餘。而這位戶吏每張契約又另收銀子一兩二錢。巴縣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張契約，僅此一項，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兩銀子。
最後要多說幾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義數量已經多於吏員，實際數量還要多出數倍以至數十倍。（明）佚名《虞諧誌》中說到了蘇州府常熟縣的衙役數量：“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是常熟有萬餘虎狼，橫行百裏之中，弱肉強食無已時也。凡鄉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於此。”（注8）名義上不過二百個編製，實際上竟然有萬人，相差五十倍，讀起來未免駭人聽聞，難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間人劉衡的記錄中看到過類似的佐證。劉衡說，他當四川巴縣的知縣時，衙門裏有七千多名衙役。我們可以懷疑無名氏的記錄，卻不好不信縣太爺關於本縣衙役數量的說法。
這批數目驚人的差役幾乎沒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義收入也微薄到了難以維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們主要依靠陋規和常例生活--如今，許多大蓋帽也是如此謀生的，政府隻給政策不給錢，我們不應該感到新奇。
說到大蓋帽，我們便進入了官場的最底層，也是潛流網絡的最底層，直接與老百姓血肉相連的毛渠係統。實際上，最基層的毛渠係統恰恰是最穩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築材料一樣，不管建築樣式或表麵裝修如何隨著權力分布的變化而花樣翻新，基本構成永遠是灰色的磚頭瓦片，永遠是衙役們麵對百姓時的那副抽水機嘴臉。所以，我們不妨忽略時間間隔，動用相距數百年的積木拚湊同一個橫斷麵。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記事”欄目裏，刊登了河北石家莊發生的一個故事，題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說，每到春天，總有一群穿製服的人，走進沿街的店鋪，檢查衛生，分發鼠藥。鼠藥的價錢由他們信口說，不容商量。
有一天，這群製服到隔壁的眼鏡店賣鼠藥。老板說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鏡，也不吃眼鏡，硬是不肯買鼠藥。製服說不服他，就招呼了一聲，一群製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麵包車上推，要他去參加愛國衛生培訓班。一邊推還一邊說：瞧瞧你，一點現代意識也沒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這下老板老實了，趕緊掏錢買鼠藥。
然後又搭配賣鼠藥盒，價錢也由他們說了算。有人問：不買行嗎？回答說行。但過幾天要檢查，若發現誰沒有，就罰款。到時候別後悔。放鼠藥一定要按照規矩放，不合規定的也要罰款
過了幾天，他們真來了。先到了一家禮品店，老板從櫃台下掏出鼠藥盒，他們說不行，要罰款。“瞧你這盒子上這層塵土，一點都不衛生，老鼠能來吃麼？”過了一會，這些人到了作者開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個鼠藥盒。他們看了看，同樣說罰款。他問為什麼，他們隨手一指，你的鼠藥盒，應該放在那兒，可你竟放在這兒了。
（清）李榕《十三峰書屋書劄》卷三也講了一個親身見聞的故事。
故事說，四川劍州有一種“查牌”差役，有時四五人，有時七八人，四散於鄉，既不知道這份差使起於何時，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負責查什麼，鄉下人隻管他們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處，市鎮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為他們安排酒食，有的送他們一些盤費。這些差役到了路邊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頓，還不斷抱怨自己幹的是苦差。從來也沒有人敢和他們對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賭博的、偷竊瓜果雞狗的，這些人立刻竄入其中，上綱上線，動不動就要將人拘拿捆走，再根據其貧富程度訛一筆錢，至今也沒有真把什麼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說，近年來有一些小販，從廣元販運硫磺去中壩的花炮廠，路過他們那一帶，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詐勒索，本地的無賴子弟也和他們串通起來敲詐分肥。這些小販多次跑到我家哭訴，我隻能勸他們改業，安慰一番後勸走他們。因為無人向查牌差役討個說法，這些差役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
李榕寫道，昨天聽說街坊的一個酒館，查牌差役徑直闖了進去，把酒壺收走，還用酒壺敲打著酒館老板說：縣長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糧，不許用糧食煮酒熬糖。說完轉身就走。今日我們這裏所有與酒業有關的老板都來到我家，向我打聽煮酒到底犯的是什麼法，說這關係到我輩的家業資本，怎麼能說禁就禁？我還聽他們說，查牌差役已經在鄉下敲詐了某酒館很多錢了。
後邊還有很多話，最後一句話是：天下衙門如此，又怎麼能怨恨洪秀全呢！（注9）細品上述兩個故事，毛渠係統中體現出來的實力格局，屬於加害能力相差懸殊的捕魚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換格局。這與劉瑾是一樣的。我不能給你什麼甜頭，但我可以讓你嚐嚐苦頭。我成事不足，但我敗事有餘。你不想被害得傾家蕩產，就要掏錢。差役和劉瑾一樣想害誰就害誰，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魚肉，隻能找鄉紳哭訴一番。按照李榕的說法，由於被害者不敢和差役們對抗，差役的膽子便越來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對抗合算還是屈從合算呢？隻要不封商店，隻要差役的敲詐策略是分步驟進行的--先賣鼠藥，再賣盒子，再收罰款，一筆錢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詐的數目都讓對方不值得翻臉拚命，那麼，個體小商販還是屈從合算。如果小商販膽敢拚命，“妨礙公務”，差役們更有機會敲詐一筆，小商販更不合算。
不過也可能有另外一種計算方式。假如李榕這位鄉紳答應小商販和小老板們的請求，專門替他們打抱不平，成立一個商會之類的自我保護組織，按期收一筆會員費，鄉紳本人在必要時可以直接找縣太爺告狀，縣太爺處理不利時便聯合別的協會提出罷免案，那麼，基層的利害計算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小商販單兵作戰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值得為了一筆小錢與官家衝突。如果有了商會，為了眾人的一點點小錢便值得衝突甚至上訪。從李榕的角度考慮，越顯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會員費。從會員的角度考慮，養活李榕一人比養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過會員費後，隻要找李榕一說，李榕就去找縣太爺，差役的頂頭上司就心慌了，就要處分人了，這該有多麼省事，多麼牛氣？據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據此判斷則不然。商會之類的聚集民間實力的製度，可以保護小商販安心幹活掙錢吃飯，讓那些搞米麵加工的小老板有動力去生產更多的大米白麵，讓那些在酒館打工的人保住飯碗，不至於失業。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權利是可以換算成大米白麵的，而且價值不菲。
當然，扯這麼遠已經屬於暢想了。李榕的時代是官員們替民做主的時代，民眾要自己做主，官吏們當然要堅守陣地；民眾想加大壓力逼官吏退讓，官吏們豈能向壓力低頭。如此一來二去，難免就有點“聚眾鬧事”的味道，更準確地說，是“聚眾抗糧”，“聚眾罷市”。《大清律》規定：“抗糧聚眾，或罷考、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從者絞監候，被脅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罷市，不抗糧，單找縣太爺討個說法呢？那也很危險：“如哄堂塞署，逞凶毆官，為首斬梟示，同謀斬立決，從犯絞監候。”（注10）
總之，在潛流的發源之處，官吏衙役們擁有重重保護之下的合法傷害老百姓的權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風險傷害老百姓的權力，平民百姓幾乎沒有任何合算的反製手段。說到現在，我仍沒有直接回答劉瑾時代的小抽水機們是如何補充各級官庫的虧空的，因為我沒有找到那兩年的資料。我手頭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間官員如何填補虧空的資料，洪武年間的官場是整個明朝最謹慎廉潔的，用這塊比較幹淨的積木填補這處空白，可以避免誇大陰暗麵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發現戶部侍郎（近似財政部副部長）郭桓與各地官員串通貪汙作弊。譬如某地應當上繳中央400萬石糧食，隻要賄賂郭桓50萬兩銀子，就可以少繳一半，地方官員私下分贓。朱元璋順藤摸瓜，追根尋源，殺人成千上萬。據朱元璋計算，郭桓案造成的損失，價值2400萬石精糧，應當追討的數目為700萬石。（注11）於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贓。此時此刻，各地官員的處境與劉瑾派人下去嚴查官庫時的處境是一樣的，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們必須填補倉庫的虧空。
朱元璋描述了當時各地官員的對策。例如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羅從禮手中寄存有一萬七千貫贓款，卻發了一個通知，向鄉下農民收費。他發的通知說，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贓工作為重，抗拒交納，就要關押起來嚴肅處理。朱元璋說，許多地方官員借此機會在全縣範圍內科斂百姓，等於加征了一道稅。收稅的總額之中，大約上繳百分之一就足以補償贓款，其餘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來收藏的贓款自然還是自己的。（注12）
朱元璋說的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的情況，是抽水機加速運轉時的情況。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們再看一眼潛流最穩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湧流的。這是沒有額外抽水時的狀態，是每年交皇糧時的模樣。劉瑾死了也好，活著也好，對這種狀態都沒有多少影響，在兩千年的帝國曆史上，我們隨時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寫道：在浙江西部，府、州、縣的官吏們像“虎狼”一樣科斂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不收糧食，要百姓折鈔票交納，每石米折鈔二貫（引者注：即二千文，而市場價格不過五百文），他們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管倉庫的衙役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注13）根據朱元璋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算出，正額二千文，竟有額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從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價值不過五百文，官吏們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