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在心裏默誦著顏回的論說。
可是這十四年的碰壁，比什麼都有說服力，它的全部內容包括這十四年之旅的大量細節，都在指向一個結論：自己的理想與主張，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天下，是無法行得通了。
他又想到了那個叫桀溺的隱士的話：“禮崩樂壞，戰亂不止，爭權奪利，世風日下，這已經像滔滔的洪水，成了時代的潮流，誰也沒有力量去變革它了。”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列國諸侯的權力包括他們不斷變化的國土，哪一點不是從反叛周天子那裏來的？而且，他們還在謀劃著奪取更大的國土與更大的權力。
可如今孔子卻要讓他們遵守周禮的秩序，施行仁政。天下歸於天子，這無異於更大範圍地與虎謀皮。再者，就是從孔子師徒的影響與力量來說，想讓各諸侯國毫無顧忌地任用孔子，確實有著相當大的難度。
那時的諸侯國，多則數百萬人口，少的不過幾十萬人口，而孔子的弟子就有臥虎藏龍達三千之眾。如果放手重用孔子，以他們的能量與影響，恐怕擔心政權被顛覆的國家不會隻是一個兩個。
碰壁是必然的，但是欣慰也是自然的。是這十四年的流亡生涯，讓孔子從知天命走上耳順並逼近隨心所欲的高遠的人生境界。
對於“學不厭、誨不倦”的孔了來說，這十四年的旅程，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學”與最有成效的“教”。十四年的周遊時間與空間，是他們師徒們最好的學習過程與實踐基地。他們的思想、精神、品格與政治理想，也在這種頻繁的遭遇與多思、多問、多見、多識之中，得到了陶冶、提升與成熟。
這流亡之旅，不正是一種宣傳、播種之旅嗎？更多的國家，更多國家的君王、大臣及百姓們因此而認識了儒家的學說與思想。
在艱難之中，不斷壯大的學生的隊伍，證明著孔子，也鼓舞著孔子。自己雖然最終沒能得到重用，甚至這一生都再也沒有通過出仕而實現自己理想的機會了，但是隨行的弟子如子路、子貢、高柴、宓不齊、冉有等人，卻能夠在不同的國家得到重用。這不僅是後繼有人的可喜之事，同時也在間接地實現著孔子的部分政治主張。
由此可見，孔子的這次流亡在列國的影響是意義深遠的。
魯國，也沒有忘記孔子。早在孔子在陳國發出“歸與！”的自白之時，魯國就有一個人想到了孔子。這個人就是曾與孔子“三月不違”，而後來又因為“隳三都”失敗而與孔子分道揚鑣的季桓子。
公元前492年，病重的季桓子覺得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在兒子季康子的陪同下在大街上乘車巡看。他要再看一遍魯國的國都。
人之將死，其心也容，其言也善。病重的季桓子突然仰天長歎：“從前這個國家幾乎就要興旺起來，因為我得罪了孔子，讓他在外流落了多年，也使國家失去了一次興旺的機會。”
說罷，又轉過頭來對他的嗣子季康子說：“我或許就要死了。我死之後你一定會接掌魯國輔佐國君的權力。在你輔佐國君之後，不要忘了把走了的孔子召回來啊！”
然而後來，由於公之魚的阻礙，季康子隻召回了冉有。但盡管如此，這也間接表達了魯國對於孔子的和解與信任。
對於孔子終於返魯，《史記·孔子世家》作了如下闡述：冉有為季氏統率軍隊，在郎地，即今山東省長清縣，同齊軍作戰，並打敗了齊國的軍隊。季康子對冉有說：“您的軍事才能，是學來的呢，還是天生的呢？”
冉有回答說：“我是從老師那裏學來的。”
季康子又問：“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冉有說：“使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學說不論是傳布到百姓中，還是對質於鬼神前，都是沒有遺憾的。我雖然因為有軍功而累計受封兩萬五千戶，而老師對這些卻毫不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