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回魯國後，立即受到國君的親切召見。孔子向哀公叩頭道：“孔丘拜見主公！”
“夫子平身，這些年，你在外受苦了！”魯哀公給孔子賜坐。
孔子說：“丘離開魯國十四年，思國念鄉，現在回來，十分欣慰。”
魯哀公說：“夫子博學多才，精通政事。請問，作為一國之君，為政之首要一條是什麼？”
孔子說：“國君為政之要在於選臣。”
魯哀公說：“為什麼國君為政在於選臣呢？”
孔子說：“因為國君為政在於執掌國家全局、國家大事。國家全局的興衰係於國家大事的辦理成效。國家各方麵的大事要靠各方麵的大臣去辦理，大臣選得好，國家就治理得好。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皆注重選用優秀的大臣，結果，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所以，對於國君來說，選臣是至關重要的大事。”
魯哀公說：“應選什麼樣的人做大臣呢？”
孔子說：“應選有仁德的賢才，即選那些誠心輔佐主公推行禮治、公正清廉而又能文能武的人。”
魯哀公說：“不能選什麼樣的人當大臣？”
孔子說：“不能選庸者、貪者、偽善者、狂妄者做大臣，因為選用此類人無助於國家振興，隻能瓦解、敗壞國家。”
魯哀公說：“怎樣做人民才會臣服？”
孔子說：“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放在邪陋的人的上麵，人民就臣服了；把邪陋的人提拔起來放在正直的人的上麵，人民就不會服從了。”
魯哀公說：“國君為政應注意什麼？”
孔子說：“多儲糧食，從嚴治軍，加強軍備。”
魯哀公說：“夫子一向主張以禮治國、以仁德治國，今天為何又提出多儲糧和軍事問題？”
孔子說：“多儲糧是為了備荒，也為了軍需；從嚴治軍是因為現在魯國治軍不嚴，疏於軍訓；加強軍備，是因想稱霸的列強時常有入侵魯國、讓魯國稱臣進貢的野心。這樣做，對以禮治國、以仁德治國，能起到保證作用。”
魯哀公說：“國君治國，最重要的是什麼？”
孔子說：“對於國君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讓百姓富裕了！因為民富則國強。”
魯哀公說：“怎樣使黎民富裕呢？”
孔子說：“輕徭薄賦、重農興商。”
魯哀公說：“作為國君，最大的禁忌是什麼？”
孔子說：“國君最大的禁忌有四條：一忌背離周禮與仁政德治；二忌任用奸佞之臣；三忌重徭厚賦苛政；四忌驕奢淫逸之行為。若國君能做好這四個方麵，才不愧為真正的明君聖主。”
魯哀公不由得深吸一口冷氣，心想：好厲害的夫子啊！縱然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也不敢用你呀！你太尖刻了，你把我為政、處世、生活看得太清楚了！我若封你為上卿，你仍像當年對先君和季孫相國那樣直言不諱，寡人還能抬起頭來嗎？
想著想著，哀公迅速轉移話題說：“眼下，國家正需要‘有仁德’、‘能文能武’的年輕人，夫子門下精通‘六藝’者濟濟，請夫子為寡人寫一份優秀年輕人才的《題名錄》，這也是夫子教書育人、對江山社稷的貢獻嘛！”哀公故意使用了“年輕”一詞，意在將孔子排斥於“選臣”之外。
“寫《題名錄》是件大事，容丘細思之。”孔子說完，起身告辭。孔子知道自己不會被魯君重用了。在回去的路上，他自言自語道：“仕途休矣！從此，我應把精力完全轉移到教學和編書上來了。”
孔子返回曲阜的當天下午，由子路駕車，前往相府，拜訪季孫肥相國。但是見麵後的談話讓孔子大失所望，兩人的政見根本不同。
於是，孔子對子路說：“看來，我也不再求仕了。從此，我可以專心傳道授業和整理文獻了。”
多年來，夫子身在外國心懷魯國，教導弟子先後挫敗進攻魯國的吳、齊兩國軍隊，保衛了魯國安全，可謂功德無量。
在同一時期，孔子根據自己的從政經驗和對政治以及社會生活的深入觀察，提出了“中庸”、“正名”等著名理論，完善了對“君子人格”的闡述，標誌著孔子學說的成熟。
回國後，當他發現與當政者政見不一致時，便開始潛心治學，由此開啟了影響曆史達數千年之久的儒學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