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02年，這十四年間，孔子一麵教導弟子，一麵上下求索。從“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走向成熟，創立了自己的理論體係。
在這一時期，孔子在理論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對“禮”進行改造，提出並完善了他的“仁學”理論。
對於夏、商、周三代的禮製，孔子最讚賞的是周禮，認為它綜合了夏、商之禮的優點。
在孔子看來，周禮不僅繼承了夏、商之禮的許多形式和“親親”、“尊尊”的核心內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禮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無德”作為遵禮與否的主要標準。
孔子順此前進，進一步闡發和弘揚禮的道德性，用“仁”對禮進行改造和充實，從而把禮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仁”字在孔子以前的文獻中已經出現，是一個從“親親”、“尊尊”引申出來的愛有等差的道德觀念。孔子的仁的理論豐富了仁的內涵和外延。僅在《論語》一書中，談仁的條目就有一百多處。
一天，子路、子貢、顏回一起向孔子請教什麼是仁？什麼是德？如何做仁德之人？顏回開門見山地問：“老師，什麼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嚴肅地回答：“克製自己，恢複周禮，就是仁；以周禮為標準，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禮，就可以做到仁了！”
子路問：“老師，什麼是德？怎樣做才算是崇尚道德？”
孔子答：“思想不走邪路，對國家盡忠、對父母和長輩盡孝、對他人講仁和義，這便是德；自己在道德的範疇內做人、做事，用道德規範自己，並用道德教育百姓、處理政治和人際關係，這樣做就可以說是崇尚道德了。”
子路又問：“譬如，我若當將軍帶兵打仗，不妨讓子貢、顏淵做我的校尉，鼓角齊鳴旌旗飄揚，攻城必克，奪地必取，百戰百勝。老師，我如果能做到這樣，能算個有德之人嗎？”
孔子回答：“武夫，勇敢的武夫而已！”
春秋時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伴隨著奴隸的解放和社會各種關係的調整，人的價值和尊嚴越來越受到一些先進思想家的重視。孔子首先賦予仁以普遍人類之愛的形式。這個人是泛指社會上不分等級貴賤貧富的所有人，包括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隸。
當然，對所有的人都愛，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但這一提法本身所包含的人道主義精神卻是不容忽視的。這樣，孔子的“仁”又成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即所有人都從“愛人”的原則出發，從積極方麵講，要幫助別人立起來和發達起來；從消極方麵講，是不要把自己厭惡的東西推給別人。
表麵上看，孔子的“仁學”超出了“親親”、“尊尊”的舊觀念，但實際上，他的“愛人”仍然是從“親親”、“尊尊”當中引申出來的。
孔子認為，盡管孝悌反映的是父子兄弟之間的親情，但卻是培養仁的土壤。很難想象，一個連父母兄長都不愛的人還能去愛別人。所以，當他的學生宰予提出改革傳統的三年守孝為一年守孝時，孔子十分反感。
孔子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反映了他對周禮所體現的傳統道德觀念的繼承。把“仁”運用到政治領域，就是孔子的全部政治學說，就是德政或德治。這一學說，後來被孟子表述為“仁政”。
這是孔子對周公“敬天保民”政治思想的發揚光大，包含著比較豐富的內容。
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重視人民，關心百姓的疾苦。他認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是合理的，但必須限製在人民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使百姓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他對鄭國執政子產十分讚揚，說他有君子之風。其中重要的就是“他養育百姓施行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義理”。他主張滿足人民物質生活的基本要求，對百姓以道德教化為主、以鎮壓刑罰為輔。
先使百姓富起來，然後加以教化，從而使國家富足，兵力強盛。孔子的重民思想被後世學者概括為“民本主義”，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精華，在曆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仁”就是愛人，正是孝悌親情的延伸與邏輯推理，在他看來二者之間是不矛盾的。既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同時又賦予“仁”許多新的內容，幾乎所有美好的德行都被“仁”涵蓋無遺。
孔子的仁學對人的主觀能動性、人的尊嚴、人格價值做了充分的肯定。
任何平凡的人通過自己不倦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都會成為道德高尚、通達事理的人。反之，如果人們放棄個人努力，違背理性，舍棄道德追求，就與禽獸相去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