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鬼神的觀念從原始社會時期產生以來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當時的統治者認為國家最大的事情有兩個，一是祭祀上帝鬼神，二是從事征戰攻伐。所以，能溝通人神關係的官吏巫、祝、卜、史等就具有很高的地位。
統治者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利不吉利。當周武王指揮的大軍在牧野大敗商朝軍隊，朝歌危在旦夕，商紂王死到臨頭時，他還大呼小叫地胡吹自己從天受命為王，天帝會保佑他的性命。
不過，從西周建國以後，周公從商紂王的滅亡中開始懷疑天命的可信程度，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張。認為能否保住自己的政權，關鍵在於統治者有沒有德，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
春秋時期，隨著周王室的衰敗，天帝的權威也進一步沒落。當時不少進步的思想家盡管還沒有正麵否認天命的存在，但卻肯定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同時，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對某些自然規律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已有所認識。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孔子提出了自己進步的天道觀。
一方麵，孔子並不直接否認天命的存在，甚至賦予天某些人格的特征。他說：“上天賦予我聖德，如果得罪了上天，便沒有祈禱的地方了。”
另一方麵，他又賦予天以自然的屬性，使之具有某些自然法則或事物規律性的含義。
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他說：“天說了什麼呢？四季照樣運行，萬物照樣生長。”意思是說天不幹預自然界的發展變化。這顯然是受了老子“天道無為”思想的影響與啟發。孔子進而認為，每一種事物都有自己的規律，而這種規律是可以認識的。
對於鬼神的問題，孔子也表述了大體與天命問題相同的見解。由於時代的製約和孔子本人對孝悌觀念的重視，孔子也不從正麵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敬鬼神但要遠離它”的態度。
在《論語》裏，孔子認為：鬼神道與人道，還是有差別、有距離的。最好是各安其道，不要攪和到一起。尤其對從政的人來講，把政治與宗教搞到一起，非得失敗不可。所以，敬而遠之比較好。
至於一般人，如果你連人道的事情都還沒搞清楚，卻要去盲目探究深層次的鬼神道的問題，隻會把自己弄得更加迷亂，自找麻煩。
同樣道理，如果你對當下“生”的現象不清楚，那你也沒辦法了解將來“死”是怎麼一回事。你不能清醒、坦然、喜悅地麵對“生”，那你也就無法清醒、坦然、喜悅地麵對“死”。而唯有對生與死，都能做到清醒、坦然和喜悅的人，才有可能超越生死。
另外，孔子對社會上的一些怪異、暴力、昏亂、神秘的現象也多不談論。因為它們很容易迷惑一般人的心智。所以，在《論語》裏，有“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說法。
孔子教導人們修行注重從當下的事做起，從解決現實的人生問題做起。用佛家的話講，他教的是心地法門，走的是智慧解脫之路。你如果對人生的現象了解透徹了，其他的事，自然就會豁然貫通。
平淡是真，平常心是道，道在平常日常間。隻要我們的心態，能變得日趨平常、平淡，那麼，在哪裏，都有令我們悟道、得真智慧的契機。
這是因為，當時的孔子還難以產生明確的無神論觀念，另外，他又感到鬼神對人事的幹預並不明顯，事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的主觀努力。因而，他對鬼神就采取一種似有若無的態度。
在孔子看來，那是一個未知領域，肯定其有或無都不是說得清楚的，所以倒不如采取回避態度，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政事、教育和人自身的能力培養和道德修養上。
因此，隻要別人不提出疑問，他自己從不主動談論怪異和鬼神。即使弟子們提出鬼神問題，他也不作肯定的回答。
有一次，子路請教怎樣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說：“人還未能侍奉好，怎能談得上侍奉鬼神呢？”
子路又問：“我還想冒昧地請教一下，死是怎麼一回事？”
孔子說：“生尚且不知，何以談死呢？”
孔子的鬼神觀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之一，它不僅影響了儒家學派的非宗教化傾向，而且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從而使宗教勢力在我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始終占據不了主導地位。
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人生觀念，積極向上，奮發努力，勇於進取，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盡人力而聽天命”，縱使達不到目的，也不給自己留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