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返回魯國以後，雖然主要從事教學和整理古代文獻工作，但仍關注著列國發生的事件。
返國不久，季康子就策劃攻伐顓臾。顓臾是一個附屬魯國的小國，在現在山東平邑東麵。季康子攻伐的目的就是擴大地盤，進一步增強自己的實力。當時任季氏家臣的冉有和子路了解季氏的打算後，立即來見孔子，向他透露這一消息，並就此事征求老師的意見。
孔子嚴肅地說：“冉求，這事恐怕要責備你吧？顓臾是個古老的小國，過去周天子讓它主祭東蒙山神，今天它在魯國的疆域之內，是國家的臣屬，並且沒有任何過錯，為什麼要攻伐它呢？”
冉有說：“這是季孫大夫的想法，我們兩個人都不同意。可是，我們僅僅是他的家臣，無力阻止這件事。”
孔子生氣地說：“冉求！從前的史官周任曾經說過：‘要量力任職，如不勝任就辭職。’你們想，如果季孫大夫站不穩而你不去扶持他，他摔了跤又不去扶他起來，那麼用你們這些臣子又有什麼用呢？並且，你的話也是錯的。試想，老虎、犀牛跑出籠子，龜板、玉器毀在匣中，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
冉有辯解說：“現在顓臾城牆堅固，並且靠近費邑，如果現在不去把它攻下來，將來必定會給子孫留下禍患呀！”
孔子聽了，明白冉有其實是同意攻伐顓臾的，更是氣不過，大聲說：“冉求！君子厭惡那種想幹但卻又千方百計尋找托辭的人。我聽說像諸侯、大夫這樣的統治者，不擔心貧窮而擔心分配不均，不擔心人口少而擔心社會不安定。財富分配合理就沒有貧窮，上下和睦就不會人口稀少，國家安定，自然就沒有傾覆的危險。這樣做了，遠方的還不歸服，就修治禮教招徠他們。他們已經來了，就要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現在，你們兩人輔佐季孫大夫，遠方的不歸服，而不能招徠他們；國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全，反而謀劃在國內打仗。我擔心季氏的憂患，不在顓臾，而在自己內部呀！”
公元前513年，晉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引起了中原各國的極大關注。這件事就是鑄刑鼎。
原來這一年，晉國執政大夫趙鞅和荀寅督領一支軍隊和征發的百姓在今河南境內的汝水之濱建造城邑的時候，向當地百姓征用了一鼓鐵，鑄造了一尊鼎，把三十年前範宣子製定的刑書鑄在上麵，故稱刑鼎。當時的一鼓鐵約合現在近二百五十千克。
範宣子名匄，是晉平公在位時的執政。當時，隨著奴隸製的瓦解和新的封建製度下生產關係的成長，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舊的奴隸主與奴隸、貴族與平民的矛盾依然存在並趨向尖銳，新出現的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以及新興地主與奴隸、平民和農奴的矛盾也日益發展。
由於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原來維係和穩定社會秩序的禮製遇到巨大的挑戰。新興地主階級需要新的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法典應運而生。為了鞏固統治，鎮壓被剝削階級和敵對勢力的反抗，範宣子製定了一部法典。範宣子製定的法典內容比較廣泛，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禮製等。
事實上，這一法典並未得到認真執行，因而趙鞅才決定將它鑄在鼎上重新公布。趙鞅鑄造刑鼎的目的，一是再次強調實施這一法典的決心，二是通過刑鼎向民眾宣傳普及這部法典。
趙鞅鑄刑鼎的事情傳到魯國以後，孔子十分震驚和不安。他認為晉國就要走向滅亡了，因為它喪失了原有的法度。
晉國是唐叔受封建立的國家，它遵循唐叔製定的法度管理它的百姓。卿大夫們能在等級秩序中行事，所以老百姓也能尊敬他們尊貴的地位，卿大夫世世代代可以守住他們的家業。貴賤界限分明，不相混淆和僭越，這就是法度。後來，晉文公根據唐叔法度，在被廬舉行大蒐禮時頒布了新的法度，主要是有關官吏禮儀製度的規定。
現在，晉國拋棄了舊有的法度，而以鑄在刑鼎上的法規代替它，原有的貴賤等級亂套，老百姓都按鼎上的條文行事，怎麼能尊崇原來的那些貴人呢？這樣一來，貴人們還有什麼基業可守？貴賤失去了秩序，又怎能治理國家？並且，範宣子的刑法，是晉國在夷地舉行大蒐時頒布的，它搞亂了晉國原有的法度，怎麼能作為根本大法呢！
顯然，孔子對晉國鑄刑鼎一事所持的否定態度，反映了他對春秋變革潮流的保守立場。不錯，範宣子的法典體現了當權者對被統治階級赤裸裸鎮壓的一麵。它明確告訴百官和百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撕去了原來禮製下溫情脈脈的麵紗，與孔子以德治國的政治理論是相悖的。就這一點而言，孔子對鑄刑鼎的批評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