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回到魯國後，首先碰到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季康子要實行新的賦稅製度，正做著季氏總管的冉有一再請孔子表態，於是引發了孔子、季康子與冉有之間的衝突。
孔子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是“強公室，抑私門”，所以他在當上大司寇並代理執政後，就毅然冒險平毀三家大夫也就是“三桓”的城堡，結果得罪了這些權勢之家，落得丟官去職。
在得到季康子的允許後，他才結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國。按理，孔子應該處理好與季氏的關係，盡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誌。
然而，孔子是個寧要原則不要官位的人，他雖然對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國不無感激之情，但在原則問題上卻不改初衷，這就使他與三家大夫特別是與季氏難以建立融洽的關係，因而衝突就不可避免了。
魯國的稅製改革開始於公元前594年的“初稅畝”，廢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勞役地租，改為一律按田畝征稅，稅率大約為收獲物的十分之一。
公元前509年又實行“作丘甲”，征收軍賦增加了四倍。
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兩次改革的基礎上，準備實行新的賦稅製度，征收收獲物的十分之二，比原來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剝削量。
因為孔子剛剛從國外返回魯國，享受國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讓冉有征求他的意見，目的是利用孔子對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對這個稅收方案的讚同。
隻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對哀公有個交代，下對其他臣民陳述充分理由。然而，季康子的算盤打錯了。孔子還是孔子，他決不違心地同意自己反對的舉措。所以，當冉有興衝衝地就這項政策征求孔子的意見時，孔子以不了解情況為由拒絕表態。
冉有連問三遍，一再懇求說：“先生身為國老，德高望重，大家都等著您老表態，您為什麼不說話呢？”孔子仍然不表態。其實，孔子不表態已經是最好的表態了。
後來，孔子私下對冉有不客氣地說：“君子辦事應該以禮作為標準，施舍要豐厚，辦事要中正，賦斂要微薄，如果根據禮法辦事，過去以丘為單位征收賦稅也就可以了。如果不根據禮法辦事，就是按田畝征稅也難以滿足貪得無厭的欲望。事情明擺著，季孫氏想按禮法辦事的話，從前周公製定的典章製度俱在，何必問我？如果自己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就更沒有必要來問我了！”
孔子講這番話的目的，自然是讓他傳話給季康子，希望季康子考慮自己的意見，不要實行新的稅製。然而，季康子根本不把孔子的意見放在心上。
第二年春天，他就宣布實行新的田稅政策。這時，作為季氏家臣的冉有全力協助季康子推行這一政策，使他更快地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比魯國國君更富有。
孔子看在眼裏，十分氣憤地對弟子們說：“冉求不是我的門徒了，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地聲討他啊！”
在孔子的弟子中，冉有具有卓越的行政才幹，他講求實際，善於獨立思考，有很強的隨機應變能力，在感情上也比較接近季氏等新興的勢力，因而他能在季氏那裏得到信任並作出顯著成績。
也正因為如此，他必然與孔子的理想主義發生矛盾，衝突也就難免了。孔子對冉有在季孫氏推行新田賦政策時的表現非常惱火，所以才號召弟子大張旗鼓地聲討他。
一向待弟子和藹可親的孔子對冉有發了如此大的火，這說明他們之間的分歧實在是不同尋常。孔子餘怒未消地反駁冉有說：“能力不足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現在卻是自動停止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