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不到20歲，到上海後到處找老鄉打聽，上海有廣安老鄉幾十人，打聽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況很不熟悉，語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來找去沒著落。我找得沒有辦法，突然想出一個幼稚的辦法，當時我看到報上有很多“尋人啟事”。結果我就到當時的《時事新報》登了“尋人啟事”。我很清楚地記得，那是1931年5月1日。當天該報隻出半張報，啟事內容就講：鄧希賢兄，我現在已到上海，住在什麼地方，希望你見報以後來找我。因為那時候國民黨特務用這種方法抓人的也有，登報用親戚名義，結果你去找會碰到特務。後來據他們講，他們先派地下交通化裝了之後，到我登報的那個地方來了解，看有沒有幾個四川人在那讀書，其中有沒有一個鄧先修，房東說有，後來他自己親自來找我。有一天下午，我們四個青年人，都是四川我們的同鄉、同學，正在一個小房子裏聊天，突然間進來一個人敲門，他登門時穿長衫，戴便帽，學者樣子，一進門就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一個鄧先修。當時我想，我在上海沒有熟人啊，怎麼會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報，一看這個麵孔還有印象，因為他走的時候我隻有七八歲，隔了十三年，變化很大，他那時二十八九歲，還有點印象。我就看出來了，我說我是鄧先修。他說：好好好，你登了個報我們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預定一間房子，跟我談話、接觸。那個地方流氓、妓女、叫花子成堆，特務也不管。我們在一起，他先簡單地問了一下家庭情況，那時候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父親還在。簡單地說明一下，我這次到上海來，是求學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產黨員了，講了我想參加革命的願望。他說：“不要多說了，其他的事情以後再說，現在你趕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個同學都要搬，全部離開這個地方。”並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後告訴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為我也參加了共青團。當時東西很少，一包東西，一張小鐵床，我就搬到了一個同學家。
登報是1931年5月1日，他來找我是5月中旬，5月至7月他去過幾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見過他，一邊打牌，一邊談話，別人不注意。此時一個姓戴的同誌介紹我參加一個國際組織“赤色互濟會”，救濟獄中的同誌。有時參加遊行、集會，還搞“飛行集會”那一套。
幾個月之後，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蘇區了，我們分開了。在這期間他帶我到張錫媛的墓地看了看。從這以後又過了十五年，“七大”以後我們又在延安見了麵。
“文化大革命”時，我被關了八年，我雖然也算是個小走資派，但是抓我的原因完全在於他，每次追問我，就問我是怎麼到上海找到鄧小平的，我都實事求是地把經過講一遍，他們不相信，我說如果你們不信就查當時的報紙，後來真的查找到了，這才完事。
雖然我們是親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時間非常非常少。
解放以後，那一次不知道他是陪什麼外賓，到了廣西，回北京的途中，在武漢停了一下，住在東湖招待所。告訴了我，我去看望他。那一次，他是專門到我家住的地方來過一次，他也沒有多少話說，到處看了看。他說，這個房子還可以嘛。我住的那個房子，是過去舊中國法國領事館一個副領事住過的宿舍。廣西的芋頭，大芋頭很好。他還帶了幾個芋頭給我，好像還有什麼東西我記不得了，就是廣西的土特產，他帶到武漢來了，專門給我的。有那麼一件事，其他的沒有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