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我們的看法有點不同。因為這裏有一個問題，這就是未來戰爭是否一定是一場核戰爭。
基辛格：你怎樣看？
鄧：我們認為不一定。……蘇聯（軍備）正在飛快地發展。如果蘇聯發動一場戰爭，它可能不是一場核戰爭，而極可能是常規戰爭。在這種條件下，常規武器是不能被忽視的。
所以不管對哪一方說來，用核武器攻擊另一方，都是雙方不得不極其謹慎的事情。
基辛格：這當然毫無疑問。我正在回答的問題是，蘇聯是否能夠實施第一次打擊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那不可能。
鄧：在這樣的領域，我們讚成你們保持對蘇聯的優勢。
蘇聯在東方的軍事力量並不僅僅是針對中國。它也針對著日本和你們的第七艦隊，針對你們的海空力量。如果他們要進攻中國，正如毛主席同你說的，想用100萬軍隊占領中國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再加100萬，甚至連這也不夠，因為他們如果要下決心同中國人打仗，就不得不準備打20年。中國人沒有什麼長處，就是有耐心。
基辛格：你們還有其它一些長處。
鄧：我們還有“小米加步槍”和地道。……至於蘇聯的戰略重點，我們認為是“聲東擊西”——目標是歐洲。不管我們有怎樣不同的觀點，最後事實會做結論。
基辛格：我看戰略形勢是一樣的。如果他們進攻東方，對西方也是威脅。危險對雙方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抽象地決定它。
鄧：但這個戰略估計有它實際的一麵，特別是對西歐國家來說。……我們同意這個觀點：對任何一地區的進攻，對其它地區也是重要的。但建立一種戰略觀點和做好準備，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特別對你們的歐洲盟友來說是如此。因為沒有（這樣的準備），他們將大吃苦頭。當我們說進攻的重點在西方時，並不意味著忽略我們自己的防務。
鄧：實際上美國在中東立場上的最弱點，是你們支持以色列反對人口有12億的阿拉伯國家，在這一點上，蘇聯的立場比你們的強。
基辛格：我承認，重要性從來不能給你一個好立場。以色列是我們的最弱點，也是我們的最強點。
（此時談話又轉到關係正常化問題。鄧小平重申了三原則，提出它隻能按照日本模式，一旦華盛頓終止它與國民黨當局的防衛條約，台灣就將成為中國人自己解決的“內部事務”；“在這一過程中，任何形式的評判或保證，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們都不予接受。”然而，鄧小平表示，如果華盛頓由於“需要台灣”和因為“國內的困難”，還有待於時間，那北京可以等待）
第四次會談。11月28日下午
鄧：……另一件事就是博士幾次說到的開炮問題，似乎博士對炮火非常關注。
基辛格：我要深挖洞。
鄧：我讚成深挖洞，可炮必須開。博士說，炮火的頻率和精確度都提高了，由於精確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來就不好說了。我認為，研究一下炮開得究竟有沒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這一點以引起你們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說，現在在許多問題上，美國正處在第一線。博士在這裏說過許多次有關能源和食物的問題。美國總是處在第一線，你說，正是西歐、日本和其他國家受到這些危機的影響最大，可是他們並不在第一線。
基辛格：在軍事防禦方麵，他們也不處於第一線。
鄧：當然，美國也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處在第一線，但在當前這個時期，你們在許多問題上都處在第一線。相反，蘇聯卻藏在後麵。例如在塞浦路斯和中東，你們處在第一線。不管你們怎麼看待中東問題，由於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擴張主義，也就是在根本上與12億阿拉伯人作對，從政治觀點上看，你們必定要處在一個虛弱的位置上。不錯，博士多次解釋，這是由於國內的原因。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隻要阿拉伯人民不能收複他們失去的領土，原則問題就不會得到解決。策略性的東西不能解決問題，公報也不能解決問題。中東問題已經顯示了某種同印度支那和朝鮮問題的相同性。我認為博士不會把這些看法當成歹意。
基辛格還就美國是否在“第一線”問題闡述了基本觀點：承認美國處在“第一線”，因為歐洲和日本不能構成強大的戰略力量。但又辯白說，在中東，美國不是處在“第一線”，亦即美國不願插手中東事務。並委婉地反駁了美國在所有地方都處在“第一線”的說法。對此，鄧小平隻是風趣地說：“你可以研究我們的大炮。”至此，會談結束。
差不多在一年後，也就是1975年10月，基辛格和鄧小平又一次在北京會麵了。這是基辛格第八次訪問中國。
這一次，基辛格是帶著重要使命而來的，他是為美國總統福特年底正式訪華來做準備工作的。這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太好，毛澤東用手指指頭部說：“這個部分還行，我能吃能睡。”然後又用手拍拍腿說：“這些部分運轉不行了，我走路時感覺無力。肺也有毛病。總之，我感到不行了。”鄧小平還是作為中國方麵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他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和基辛格舉行了三次長時間的會談。
在會談過程中，基辛格曾對鄧小平說，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兩國都對對方無所求。
鄧小平說：我們非常欣賞尼克鬆總統在會見毛主席時首先講的話。他說，他是出自美國自身的利益到中國來的，中方欣賞尼克鬆邁出了這勇敢的一步。我們理解他這個話的真實性，不是一種外交語言。就是說，他是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同中國打交道的。
說到這裏，基辛格臉紅並略顯尷尬。
鄧小平還說，毛主席多次強調，中美之間當然有雙邊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國際問題，在對待國際問題上，我們認為，總要從政治角度考慮，才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麵達到協調。正是這一點上，我們欣賞尼克鬆總統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風度。
當毛澤東了解到基辛格的這種觀點後，在第二天會見基辛格時指出“如果雙方都無所求於對方，你到北京來幹什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為什麼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
當時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並參加鄧小平和基辛格會談的布什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鄧小平在同外國領導人會談中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才能。他能恰到好處地掌握強硬與親善相結合的分寸。不過他在同基辛格會談時的情緒明顯咄咄逼人。他令人難以置信地抱怨美國說，麵對蘇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表現得太軟弱和無所作為。要不是因為使用的語言不同，我真好像是在傾聽巴裏·戈德華特（美國保守派）1964年的講話。
“鄧小平副總理同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一樣，對美國同蘇聯搞緩和的政策表示關切。他指責美國對俄國人的政策同1938年英國、法國在慕尼黑製定的對希特勒的政策一樣，是一種‘綏靖政策’。基辛格盡管有些不高興，但仍表現得泰然自若。‘一個國家把1100億美元用於國防開支，不能說是在貫徹慕尼黑精神’。他回答鄧小平的話說：‘我想提醒你，當你們和蘇聯還是朋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抵製蘇聯的擴張主義了。’
“會談是針鋒相對的，互不相讓，這恰恰說明總統級會晤事先需要通過預備性的接觸和討論。最後，基辛格說‘我認為總統的訪問不應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我們兩國在吵架。’鄧小平表示同意，並說，‘還有時間，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些具體問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