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美關係正常化
經過多輪難艱而富有成效的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就各方麵問題達成諒解，但分歧仍然存在。
鄧小平的第二次美國之行是在1979年的1月，距離第一次差不多5年時間。
作為中美關係談判中的關鍵人物，鄧小平在這5年中，又經受了一場政治上的磨難。
1976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為他的兄長、戰友周恩來致悼詞後，便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
中國國內政局的動蕩，也使得中美關係陷入了停頓。
1977年3月，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鄧小平黨政軍的一切職務，給停滯了的中美關係談判帶來了新的轉機。
1977年8月，美國總統卡特派國務卿萬斯訪華。8月24日，鄧小平會見了萬斯。
萬斯說，卡特總統把對華政策看作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因素，而這個政策的目的就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他提出中美關係正常化後須保證美國同台灣的貿易、投資、旅遊、科學交流及其它私人聯係不受影響，並允許美國政府人員“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繼續留在台灣。他還表示：美國政府將在適當時候發表聲明，重申美國關心並有興趣使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希望中國政府不發表反對美國政府聲明的聲明，不強調武力解決問題。如果中國接受了這些條件，美台“外交關係”和《共同防禦條約》均將消失，美國將從台灣撤出全部軍事人員和軍事設施。
鄧小平明確地說，要使中美關係正常化，幹幹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以允許保持美台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那是中國的內政，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奉勸美國朋友不心為此替我們擔憂。
萬斯的這次訪華雖然沒有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達成協議，但有助於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國對這一問題的堅定立場。於是就有了1978年5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秘密訪華。
布熱津斯基是在5月20日中午抵達北京的，同行的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國務院的理查德德·霍爾布魯克、弗蘭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奧克森伯格等。
5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
鄧小平副總理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博士一見麵，鄧小平就問道：“一定很累了吧？”布熱津斯基說：“我的勁頭很足呢！來中國之前，我閱讀了你同美國主要政治家和參議員的談話記錄。”
鄧小平說，“美國朋友我見得不少，中國問題不難了解，你從過去的談話記錄中可以了解我們的看法、觀點、主張，直截了當。毛主席是軍人，周總理是軍人，我自己也是軍人。”
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軍人說話就是痛快，我們美國人也是以說話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們不會覺得美國人不容易理解。”
話題馬上轉到關係正常化上麵，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說，總統要我帶話給你：美國已經下了決心，我們不僅準備同你們討論國際形勢以及同你們采取並行不悖的行動，以促進達到同一目標，消除同一危險；同時也準備同你們積極討論美中雙方的關係問題。
鄧小平說：“問題還是下不下決心。隻要卡特總統下決心，我看問題是好解決的。”鄧小平停了一會兒又問布熱津斯基，“你認為怎麼樣才能實現關係正常化？”
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回憶錄這樣寫道：我在回答中一方麵讓鄧領會到我們的方針已定，另方麵也說明我們在國內麵對的困難，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我的談話如下：
“關起門來，隻限在座的諸位聽，我可以告訴你們，總統本人準備盡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拖延下去……因此總統準備在國內負起政治責任來解決我們雙方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不是你們的問題。在雙方關係中，我們所依據的仍然是上海公報，仍然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問題如何解決，那是你們的事情。
“但同時，我們有某些國內問題、某些曆史遺留問題，有待我們去克服。這些問題很複雜、很棘手，有些還很牽動感情。因此我們必須設法找到某種方式，使我們可以表示我們希望和期待台灣問題能獲得和平解決，當然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內政，我們是遵守上海公報精神的。
“總之，我們覺得重要的是，讓人看到美國是講信用的，雖然我們現在正繼續並加速從台灣撤軍，但是美國還是要在遠東呆下去，以免造成人心浮動，而為我們的共同敵人所用。在解決關係正常化問題時，以及在我們同台灣人民的關係的曆史性的過渡時期規定一係列關係時，都要考慮到這一點。
“整個會見中，我都努力保持朋友之間坦誠地交換意見的氣氛。我都是即席發言，把全球的、戰略的以及雙邊問題穿插在一起，逐漸引到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以便試探中國的反應是否靈活，然後再回過頭來談比較保險的全球形勢問題。我在談話中向鄧副總理表明，即使在關係正常化後，在‘曆史性的過渡時期’內（這是我故意采用的較為含糊的措詞，指在最後實現統一之前，台灣將繼續處於分離的地位），我們將繼續對台灣的安全承擔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