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交談之後，我接著說：‘我奉命向你們確認，美國接受中國的三條，並再次肯定美國上屆政府向你們所講的五點。我願意把我到北京後講過幾次的那句話再重複一遍：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了。’
“我隨即建議雙方從下個月開始就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高度保密的談判。鄧馬上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不過他不禁又追加了一句：‘我想這個問題就這樣定了。我們期待著卡特總統下定決心那一天。咱們談別的題目吧。’我馬上頂回去說：‘我已經對您講過，卡特總統已經下定決心了。’
“我們這才回過頭來談國際形勢。鄧大體上重申了中國外長頭一天所談的觀點。他強調中國希望獲得更多的美國技術，擔心美國未必給予通融。他說：‘我想可能你們是怕得罪蘇聯，對不對？’我有點窩火地回答：‘我可以向您保證，我這個人是不怕得罪蘇聯的……要是不信，我可以跟您打賭，看誰在蘇聯更不受歡迎，是您呢還是我？’鄧喃喃道：‘這很難說……’我趁此機會向他提意見：‘你們老是批評我們對蘇聯搞綏靖主義，我的確認為這很不應該。即使你們的主觀動機是好的，然而客觀效果卻加強了蘇聯。’鄧小平副總理並沒有反駁我的話。但正如我後來向總統報告的那樣，自從5月23日以後，中國報刊上不再說那些話了。
“我們接著談戰略關係，鄧大談限製戰略武器會談不利於美國的論點。我指出這個會談的目的在於獲得戰略穩定，與此同時我們作了重振防務的努力。鄧表示不信，他說：‘坦白地對你說，你們每一次同蘇聯達成協議，都是美國方麵讓步以博取蘇聯的歡心。’我覺得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予以反駁，於是說：‘我們同蘇聯打交道還不至於那樣幼稚。3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比你們反對它的時間長一倍左右，所以我們在這方麵還是有一些經驗的。’
“如果看了以上的紀要便以為會談中唇槍舌劍爭論很激烈，那就錯了。爭論是有的，但總的精神是積極的，而鄧關於關係正常化問題所講的話沒有像中國外長所講的那麼僵硬。雖然鄧在實質上沒有作什麼讓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他的態度可能有所鬆動，特別是鑒於他未反駁我關於美國和台灣關係所講的某些話。晚上繼續會談，談話中漸漸扯到個人。我們談到各自的家庭，鄧不斷地把山珍海味往我盤裏添。我們頻頻互相祝酒。鄧暗示他有興趣將來訪問美國。他還神秘地說，他擔任領導工作隻剩下三年左右的時間，言外之意是想加緊推動美中關係的進程。我對他說，我希望能在華盛頓自己的家裏設宴答謝他。鄧微笑地接受了。”
這次會見，鄧小平給布熱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別看鄧小平身材矮小，膽識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氣勃勃，機智老練，思想敏捷，談笑風生，氣派很大，開門見山。一席話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屢經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懷和魄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夠得上是一位老謀深算、可以放心與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布熱津斯基這次來訪後不久，中美兩國於7月在北京開始了建交談判，鄧小平也曾直接同美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接觸。
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朱啟楨、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回憶道：
“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中，小平同誌不僅關心談判進程，而且對每一輪的談判都是給予一些具體的指示，甚至於在最後談判的關鍵時刻，小平同誌3次會見了美國的談判代表。
“中美建交談判到最後，一個問題卡住了，就是美國賣武器給台灣這個問題。我們是三大原則，這三大原則美國接受了，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但是在出售武器給台灣這個問題上，美國不讓步。
“當時如果堅持要美國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的話，我們就可能喪失了在當時的情況下和美國建交的時機。但是，如果我們為了求得同美國建交，對武器問題就放過去的話，這個問題將來就成為一個長期解決不了的遺留問題，所以最後鄧小平同誌跟美國談判代表談判的時候，《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就提到了這個問題：是不是我們雙方同意發表建交公報，建立外交關係。但這個武器問題就留在雙方建交以後兩國政府繼續商談來解決。因為有了這句話，才有了後來的“‘八·一七公報’。”
這樣，經過近半年的談判，雙方終於達成協議，並於1978年12月16日晚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1月28日，鄧小平應邀出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