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1年：實事求是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鄧小平南到海南島，北到大慶，從農村調查到工礦視察，並提出，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
1961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為了準備這次會議，從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於1月13日在會上的講話中著重提出了調查研究問題。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我們做工作要有三條：一是情況明，二是決心大，三是方法對。毛澤東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毛澤東這樣說，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的傳統的，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解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少了。請同誌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會後，黨中央和各地黨委的主要負責人，按照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廣泛地開展了對各項工作的調查研究工作，集中力量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中的情況和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實際調查。
1月28日晚，鄧小平離開北京前往南方。隨同鄧小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
途經上海、杭州作了短暫停留，於2月1日晚8時到達福州，住在西湖招待所。當晚，同福建省委負責同誌談話。
福建省自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造成的失誤和連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給全省國民經濟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由於農業連年減產，糧食和農副產品大量減少，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品隨之減少，日用工業消費品也生產不足；而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各項事業發展過快，又使貨幣投放量大大增加。這些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從1960年起，福建明顯地出現了市場商品供應緊張，尤其是糧食短缺，物價上漲，人民生活麵臨著嚴重的困難局麵。
鄧小平到了福建，雖說隻有一天時間，但他還是決定要到下麵“隨便走一走”。
2月2日，鄧小平、楊尚昆等在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的陪同下，來到福州石雕工藝廠參觀。
福州石雕工藝廠位於南後街水流灣的居民區內，廠房十分簡陋，陳列室也很狹小。但由於是傳統工藝品生產，工廠的生產狀況很好。廠長吳德堅向鄧小平介紹了工廠的生產和經營情況，鄧小平聽得很認真，並詳細詢問了產品銷往東南亞等地的情況，以及每一件產品的作者情況等等。由於生產車間與居民住房挨在一起，臨離開工廠時，鄧小平環顧簡陋的廠房，又特意詳細詢問了工人的生活情況，諸如工人是不是住在工廠宿舍，商品供應緊張是否影響工人的生產，等等。
隨後，鄧小平又來到了位於福州市郊的黎明人民公社參觀。黎明人民公社主要種植蔬菜供應福州市區群眾的生活需求。鄧小平到福州工業路旁的菜地參觀，並向陪同的幹部和在地頭勞動的社員了解蔬菜街道情況和郊區群眾的生活情況。
2月6日，鄧小平到達廣州。後又去了海南島。
他視察了著名的興隆華僑農場。
興隆華僑農場位於海南東部的萬寧縣（今萬寧市）境內，距縣城25公裏，坐落在山清水秀的太陽河畔。鄧小平在察看興隆咖啡等近200種熱帶植物時，高興地說，在興隆看到熱帶植物，等於看到東南亞一帶乃至世界各地的熱帶作物。
興隆還是個名揚海內外的“歸僑之家”。1951年，興隆就迎來了第一批從馬來西亞回來的歸僑，他們開始在這片土地上披荊斬棘，安居立業，重建家園，爾後，一批批東南亞等到地的歸僑、難民也先後加入了拓荒者的行列，譜寫了一曲曲艱苦創業的頌歌。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都曾先後來此視察慰問。當農場領導向鄧小平介紹歸國華僑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不向困難低頭，艱苦建場勤勞創業的情況時，鄧小平說：興隆是個地靈人傑的美麗地方，興隆農場的發展情景十分遠大。鄧小平還了解了當地人民公社的有關情況。
2月中旬，鄧小平等人來到四川成都。
在成都，鄧小平參觀了昭覺寺、遊覽了人民公園、青羊宮、二仙庵，還視察了金牛公社。
3月1日，鄧小平在回京途中經過鄭州時，在火車上聽取了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關於河南省工作的彙報。河南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重災區，省委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領導群眾渡過災荒，正在開展整風整社。針對河南的情況，鄧小平說，戰勝困難的關鍵在於調動積極性，一個是幹部的積極性，一個是群眾的積極性。整社中退賠一定要兌現，這樣才能調動群眾積極性。三類社要整，一二類社也要整。一二類社是大多數，要調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對於幹部的處理，寧肯不及，不要過，不要隨便戴帽子。批判後，重要的問題是鼓氣，不要灰溜溜的。要多種蔬菜，多養豬，搞好群眾生活。
在談到工業生產管理時，鄧小平說，要派幹部加強領導，把原來的好製度恢複起來。不立不破，多立少破，一步步地搞，既要堅持不斷革命論，又要堅持革命階段論。要製定合理的工資製度，認真搞好獎勵，井下工人的獎勵可以高於井上的。工廠的標準是產品質量好，這是工廠好壞的集中表現。
會見結束後，鄧小平乘火車西去。在三門峽火車站下車，視察了三門峽市。第二天上午，鄧小平視察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看望了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當時大壩已經澆築到設計標高353米，但還沒有竣工。鄧小平登上壩頂，看著碧波蕩漾的人工湖，十分高興。當他聽到水庫負責人介紹說，我們已有自己的專家，沒有因為蘇聯專家的撤走而影響工作後，興奮得連連點頭。接著，他詢問了蓄水後的情況，給在場的人員提示了認識改造黃河的艱難性、複雜性。
3月3日，鄧小平回到北京。
從1月到3月，黨中央領導同誌和一些地方負責人深入農村調查後發現，自1960年11月《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下達後，農村的局勢已有很大好轉，但是還有許多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是：公社的規模問題、體製問題、供給製問題、食堂問題等等。
黨中央認為，亟需在總結過去三年多經驗的基礎上，製定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發現的問題作一個係統的解決。2月下旬，毛澤東親率一個班子在廣州著手起草農村人民公社條例。隨後，毛澤東於3月上旬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三南”會議（即華東、中南、西南），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於3月11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三北”會議（即華北、東北、西北）。毛澤東在三南會議上再一次強調了調查研究，會議期間，他還給參加“三北”會議的同誌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央的同誌到縣、社、隊進行調查，使自己對工作指導作到心中有數，克服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毛病。信中還指出，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問題。
3月14日，黨中央決定將“三南”會議、“三北”
會議合並於廣州繼續開會，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會議還起草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會後，劉少奇親自帶工作組到湖南長沙、寧鄉縣進行調查；周恩來到河北邯鄲地區進行調查；鄧小平、彭真直接領導五個工作組，在北京順義、懷柔等縣進行調查。
3月23日，鄧小平回京途中在湖南株洲停留一天。
這天上午9時許，當鄧小平等乘坐的專列到達331廠的鐵路專用線時，湖南省委書記李瑞山率331廠廠長郭固邦等登上專列迎接。
331廠是國家第一批組建的6大航空主機廠之一。1954年成功地研製生產了我國第一台航空發動機，毛澤東曾親自致信嘉勉。1958年，國家將製造霹靂1號空空導彈的任務交給331廠，1960年3月15日中國第一枚空空導彈試製成功。當時由於國民經濟困難，加之蘇聯專家撤走，研製工作十分艱難。
鄧小平在聽取了簡要情況介紹後，走下火車，徑直來到了該廠的導彈生產線視察。這條空空導彈線，1958年開始興建，廣大科技人員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自行試製出工裝4000餘種，非標準設備33套，突破22項關鍵技術，在協作廠家的配合下，已成功地研製出第一枚空空導彈。鄧小平看了現場後，深有感觸地說，這種高速度，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才會出現。
隨後，鄧小平又來到了另一個車間，察看代號“5081”的艦對艦導彈仿製品。郭固邦廠長介紹了這一產品的原理和性能，鄧小平問道：“它的造價需要多少？”
“約50萬元一枚。”
“那就劃得來啊！”鄧小平微笑著說，“一枚導彈可以擊毀一艘軍艦，合算，合算！”
停了片刻，鄧小平又問道：“造這種導彈，你們有哪些困難？”
郭固邦回答說：“關鍵是缺液體燃料。”
鄧小平一聽，立即說：“這種燃料，我國現在能夠解決了。”他讓廠裏找某某人了解一下。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對我國的科技、生產情況是如此的熟悉，著實令在場的所有人都很感動。
在視察811號發動機生產線時，鄧小平指著發動機尾噴口的鱗狀片問道：“這起什麼作用？”
設計人員根據氣體流量、壓力原理作了解說，鄧小平並沒有聽明白，郭固邦見狀馬上打了個比方說：我們站在這個廠房中間，很難感覺到空氣在流動；如果往那張小門的口上一站，就感到空氣在流動，而且有壓力。這些鱗片是起調節作用的。
鄧小平頻頻點頭說：“哦，經你這麼一說，我就懂啦！”
回到專列上，鄧小平對隨行人員說：“這個廠搞得好喲！”“郭固邦這位廠長對產品很熟悉，講解也不錯。”
鄧小平還視察了601廠。
601廠主要生產“鑽石牌”硬質合金和鎢、鉬、鉭、铌等稀有金屬產品及其半成品，為冶金、機械、地質、礦山、石化、電子、輕紡以及國防軍工提供各種切削工具、拉伸模具、鑽探工具和耐熱、耐磨、耐腐蝕零件等不同用途的產品（材料）以及深度加工產品。
鄧小平走進工廠休息室，廠黨委書記準備彙報。鄧小平說：“還是看吧！我們邊看邊談嘛！”
在二車間，鄧小平捏著那烏黑的粉末冶金說：“我們很需要這些產品填補空白，更需要熟悉業務的管理人員、紅色專家。各級領導幹部，要認真學習技術，掌握生產流程，增強質量意識。”
這個廠是50年代蘇聯援建的。但在60年代初，赫魯曉夫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給我國的建設造成了很大的困難。鄧小平問：“這些技術都是蘇聯援助的嗎？”
總工程師孫立說：“是的。”
“蘇聯專家要是回去了，你們怎麼辦？”鄧小平又問。
孫立回答說：“我們自力更生！正在努力學習技術，熟悉機器性能。”
廠黨委書記隨即彙報了調進技術人員、培訓業務骨幹的情況。鄧小平聽後非常滿意地說：“像你們這種外國設計的冶煉合金廠，目前全國僅此一家，技術要求高，廠領導又都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沒有搞工業的經驗，搞工業是科學，蠻幹不行。過去幾年的教訓，把老本吃光了，雖然躍進了，但不持久，坐飛機上去，坐電梯下來。在今後的日子裏，領導幹部要不斷總結這方麵的經驗，努力學習科學技術，變外行為內行。要知道，認識事物，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一個很久的過程。要探索工業發展的規律。經濟建設規律，需要不斷實踐，不斷認識。”
鄧小平的這次視察，給331廠、601廠廣大職工和株洲人民以極大的鼓舞，激勵他們克服困難、迎難而上。1961年，331廠一度被迫中止試製的霹靂1號空空導彈，1962年又恢複了試製；1963年靶場綜合試製成功，對靶機攻擊命中目標；1964年3月國務院批準定型並投入小批量生產；爾後又研製了新型空空導彈，已成為我國第一個空空導彈研製基地。
3月25日，鄧小平回京。十多天後，他於4月7日下午，又來到了京郊順義。
和他同行的還有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卓琳和曹幼民，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大中、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常浦、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等。
隨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市委書記處書記陳克寒也一道協助鄧小平進行了一些活動。
鄧小平一行坐火車到順義，停靠在牛山火車站附近的道岔上。沒有陪同，沒有應酬。他把隨行的卓琳派往上輦，住在社員孫旺家；派張大中到北小營、曹幼民到上輦了解情況。他自己則輕裝簡從，到處找人座談討論，參觀考察，訪貧問苦。一般情況下就在火車上吃住，盡量不給基層增加負擔。
當天，鄧小平即聽取了中共順義縣委第一書記李瑜銘的彙報。
對於鄧小平的到來，順義人民還是熱情地做了不少準備工作的。為了布置會議室，大家打掃屋子、擦玻璃窗，忙乎了一陣子。室內的長條桌和幾把硬木椅雖然簡陋，但擺放得整整齊齊，牆上懸掛起領袖像，屋裏還用“來蘇爾”水消了毒。為了讓年近花甲的鄧小平坐得舒服些，還特意從北京拉來了一個大沙發，放在主席的位置上。但4月7日鄧小平聽取縣委第一書記李瑜銘彙報和8日召開縣委領導座談會時，卻徑直走進沒有布置的小會議室。4月12日召開公社、管理區幹部座談會時，因為人多改在大會議室舉行。鄧小平硬是讓人撤掉了那隻大沙發，和大家一樣，在硬木椅上一坐就是半天。
在生活照顧方麵，最為難的當數炊事員了。正在作難之際，卓琳過來說：“小平同誌最愛吃機米（一種糙米）飯，你們要弄雞鴨魚肉，他會生氣的。”於是，炊事人員就按卓琳的意見做好機米飯，一盤燉帶魚，一盤炒肉片，兩盤蔬菜，一個湯。果然，鄧小平和與會人員都胃口大開，邊吃邊談，非常高興。
順義地處平原，農業生產發達，號稱北京的糧倉。農業合作化以後，糧食連年增產。1957年畝產達到284斤，1958年增加到315斤（因浮誇多報，實收隻有260斤），但1959年卻下降到249斤，1960年繼續下降到247斤。為什麼？座談會上，幹部眾說紛紜，有的說1960年大搞水利用工多，有的說1960年災情重……鄧小平聽了卻不以為然。他在4月8日的縣委幹部座談會上就詰問：“1960年是農閑時調出2萬多人卻減產，1958年是農忙時調出3萬多人為什麼還能大豐收？1960年的災情究竟如何？減產的原因究竟在哪裏？”
在這次座談會上，鄧小平說，順義這裏的水利、機械等條件都很好，去掉瞎指揮，因地製宜，總要多產糧食。關於調整社隊規模，鄧小平說，看來還是要根據群眾要求，把社隊規模早些定下來。調整體製時引起的一些問題，如包產單位過大的要劃小。承包單位一劃小，包產迅速落實下來，包產指標還會有變化的，可能還會提高。在獎、賠問題上，總的要貫徹一條原則，生產搞得好的多分一些，搞得不好的少分一些，不能剝奪別人的勞動果實。談到公共食堂問題，他說，公共食堂是一個大問題，現在群眾議論很多，要注意一下。總的方針還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六十條”關於這個問題寫得很靈活，從辦到不辦，形式也允許多樣。
處於三年困難中的順義人民，雖然從實踐中感受到“左”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政策的失誤，也按上級部署進行了糾正“一平二調”和“五反風”的教育，正傳達貫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但由於黨在指導思想上沒有擺脫“左”的藩籬，加上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的影響，不少人一提到“三麵紅旗”特別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大躍進”的高指標等敏感問題，就心有餘悸，有話不肯說，不敢說，不直說，甚至繼續說些言不由衷的假話、大話、空話。對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往往改了又犯，邊改邊犯，因此，群眾積極性仍然不高，困難還很嚴重。
4月12日，鄧小平召開公社、管理區幹部座談會。他指出，你們的材料上都把勞動力減少當做1960年減產的第一個原因，我根據你們的材料算了一下賬，認為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力問題，而是群眾生產積極性問題，是幹勁問題，也就是政策問題。實際上，在座的幹部誰都知道群眾積極性不高，但沒人敢說，怕涉及黨的政策本身。鄧小平這樣直截了當地指出當時政策上有問題，說出了人們要說而不敢說的話，在座的幹部聽後心裏為之一振，眼前為之一亮。
減產的根源在積極性，積極性調動不起來的根源在黨的政策，其中特別是經營規模超過生產力發展水平。順義縣在1958年曾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把全縣分成8個大公社，後來還想合並成一個“順義公社”，大大超過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由於片麵強調“公”，熱衷於所謂“共產主義因素”，以至把社員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業統統收歸社有，收益分配上實行供給製和工分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大搞平均主義，在生產、生活中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公共事業，破壞了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原則，這些錯誤的舉措不能不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廣大幹部雖然身臨其境，心知肚明，但都不敢說，而是在一些具體化問題上爭來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