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邊欣賞著這兩件精美絕倫的工藝品，一邊聽著魏心一對徽州新安文化中木雕、磚雕、石雕、竹雕等“四雕”工藝的介紹。
“這個東西很好，要大力發展。”鄧小平讚美道。
魏心一說：“徽州過去很美，山清水秀，小橋流水，現在有些被破壞了。”
鄧小平馬上說：“你們現在還可以搞嘛，還可以再建嘛。”
見時間不早了，鄧小平又有些疲乏，魏心一遂告辭而去。
第二天早晨，鄧小平臨行前，魏心一再次來到觀瀑樓，代表黃山，代表徽州人為鄧小平送行。此時，鄧小平正在吃早飯，魏心一請他為觀瀑樓題字，他欣然應允，拿起毛筆，蘸上墨汁，揮筆寫了“天下名泉”四個大字。
8時左右，鄧小平在觀瀑樓與前來送行的省、地領導以及黃山管理處的幹部職工一一握手話別，然後由省委第一書記萬裏陪同，轉道乘火車前往上海。
（三）
在安徽前往上海的途中，萬裏向鄧小平彙報了安徽省部分農村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
1979年初，為了改變建國以來長期吃“大鍋飯”，生產力低下，食不果腹的貧窮狀況，中共鳳陽縣委正式宣布在全縣範圍內推行大包幹，實行“包產到組”，聯產計酬，超產獎勵，受到了全縣農民的普遍歡迎，農民們憔悴的臉上第一次露出了喜色。幾乎與此同時，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戶社員在副隊長嚴宏昌主持下秘密決定分地經營，包幹到戶，朝著更徹底的責任製邁進一步。
包產到組的形式剛剛在一些地方紮根發芽，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指責和批評。至於小崗生產隊和肥西縣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更是不敢對外公布，被認為違反憲法和三中全會精神。
1979年6月初，萬裏乘車前往鳳陽視察。縣委書記陳庭元向他彙報了大包幹的情況，並引用了農民歌謠：“大包幹，真正好，幹部群眾都想搞，隻要準搞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萬裏聽後，當即表態：“好！我批準你們縣幹三五年。”隨即，萬裏又去了肥西，他發現，凡是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麥子都長得特別旺盛。
從農村回來不久，萬裏到北京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他找到鄧小平，把安徽實行責任製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彙報，也反映了各方麵的壓力和不同看法。鄧小平聽後，果斷地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
於是萬裏回安徽後，以堅定的口氣對地縣領導幹部們說：“有人在報紙上對我們的新辦法作了批評。報紙說不種田，不打糧，到了秋後農民沒有飯吃，可要來找我們哩。別理那一套。我們照樣幹。”
回想起不久前鄧小平對安徽責任製的支持，萬裏深有感觸。在車上他更詳細地向鄧小平介紹了安徽省的窮困狀況：1978年，鳳陽縣逃荒要飯的人口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萬人，幾年內全縣農村人口驟減了10萬。被窮困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小崗生產隊，1978年打下的糧食隻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一部分人離鄉要飯。這種狀況並非鳳陽僅有，在全國各地，經常可以看到拿著介紹信討飯的安徽籍難民。今年是個大旱年，再不允許實行新的農村政策，收成更得減產。
車輪有節奏地敲打著鐵軌。鄧小平聽著萬裏的介紹，久久不語。但是，熟知鄧小平性情的萬裏十分清楚他的傾向性。他仔細琢磨了那天座談會上鄧小平講的一段話。
鄧小平問，你們社員收入多少？
魏心一回答說：“這裏是120元，一般100元左右，也有40、50元。少數200元。”
鄧小平說，河南產棉區有的收到270元。河南有典型材料，有一個大隊村邊有十幾畝地，雞、豬隨便糟蹋，沒有收成，後來包給三個人管理，結果收成很好，就是這個大隊，以前收入很低，現在二百幾十元，看來，一搞責任製，群眾的勁頭就來了，他就千方百計地要搞好生產。
……
萬裏對鄧小平說，發展農業生產，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包產到戶是個好形式，條件好的地區可以走你的陽關道。我們落後，獨木橋不要給我們拆掉，讓我們走一走。
事隔多年，萬裏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欣慰地說，我和小平同誌達成了默契。
（四）
7月16日下午，鄧小平一家到達上海，住進了一所全國最大的花園別墅——“414”招待所。
“這一次我是來休息的，不談工作。”鄧小平對前來向他請示工作的各方麵負責人說道。
“414”招待所位於上海西郊長寧區一個僻靜的花園地帶。這裏圍牆高聳，戒備森嚴，它作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直屬招待所，曆來隻接待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自從1967年毛澤東最後一次住過這裏之後，這座偌大的別墅整整空關了十多年。
每天清晨，鄧小平都要早起，在花園裏散步，鳥兒啁啾的鳴叫顯得園子空闊寂寥，也讓鄧小平感到身心舒泰，在北京景山後街的宅院裏，是聽不到這許多鳥叫的。
幾天下來，鄧小平走遍了“414”每一個角落。一個想法在他的腦海裏慢慢地成熟了。
一天，
鄧小平在散步時，把市委招待處處長叫過來，亮出了這幾天來的想法。他指了指“414”的院子，說：“這麼大的房子，這麼大的花園，管理它要花多少錢喲？專門為我們幾個大老爺，一年又能住幾天？”
“這麼一塊美景如畫的黃金寶地，我看應該對外開放，讓外國人來住，收取外彙，支援四化建設……”
以後的幾天中，鄧小平早晨散步時，就幫助陪同的市委招待處處長規劃“414”對外開放後的設想。
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鄧小平與中共上海市委的幾位負責人有一次小範圍的談話。其間，鄧小平說道：“我這次來‘414’住了十來天，天天都在談生意經。這麼大的花園別墅，給外國人住，可以收外彙嘛！”
開放“414”！這幾位負責人起初有些驚訝。把一座市屬內部高級招待所向外國人開放，賺取外彙，這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事。
但看著鄧小平堅毅的臉色，他們似乎悟出點什麼。最後，鄧小平明確指示：“我給你們半年時間準備。半年以後，‘414’就對外開放。”
上海市負責同誌領會到了鄧小平解放思想，打破衙門作風，堅持對外開放的決心。幾個月後，“414”的大門終於打開了，它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是美國的林德普雷頓豪華旅遊團。之後，還先後接待了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日本天皇等國家元首。當然，這已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盡管一再表明自己是來休息的，鄧小平還是在7月21日上午接見了市委全體常委和幾位顧問，他們是：彭衝、嚴佑民、王一平、鍾民、趙行誌、夏征農、陳沂、楊士法、陳錦華、汪明章、王鑒、何以祥、李寶奇、楊心培、張祺、陳宗烈和梁國斌、李幹成。
市委第一書記彭衝請鄧小平作指示。
鄧小平看了這麼多常委和顧問，而且年齡又普遍較大，感到這是全國普遍存在而且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大問題是接班人問題。任何地方、任何部門都有這個問題。”鄧小平開宗明義地說。
“粉碎‘四人幫’以後，老同誌們都恢複了工作，但他們年紀都比較大了，多數有病，並不能真正頂班。即使現在能頂班，再過五年也不行了。怎麼樣找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或者年紀稍大，身體很好的人，現在就要有意識地找，這是黨的戰略任務，根本任務。”
這次講話透露出了一個信號：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夙思夜想的一件根本大事，就是解決組織路線問題，選拔好接班人。這次鄧小平離京，除了休息之外，最為關切，每次講話必定談到的就是這件涉及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後繼有人，黨和國家的重要崗位能否掌握在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的幹部手中的重大問題。這次在上海的講話僅僅是鄧小平就這個問題發表的一係列重要講話的一個開頭。
“老家夥要有意識地一讓二幫，要注意任人唯賢，選真正好的，選這麼一批人當權，準備接班。不能論資排輩。要選四五十歲左右的，下麵的年輕的也可以提到地委的崗位上來。”
“講解放思想，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說，三中全會解決了思想路線問題，這次就是解決組織路線問題。現在的問題，在一部分幹部中一種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對四個堅持；一種是利用毛主席旗幟，堅持‘兩個凡是’，這個問題是大量的，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線不解決，政治路線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搖搖晃晃的。我們的根本問題是要搞四個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窮過渡、窮社會主義。否則你吹有什麼用。思想路線解決了，政治路線才容易貫徹。歸根到底，是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所以三中全會的意義不能低估，這是根本建設，是毛主席延安路線的繼續。組織路線，有黨規黨法問題，有組織紀律問題，但現在最迫切的是班子問題，是找接班人的問題。”
對上海市的班子，鄧小平提出的明確要求：市委常委這麼多人就不太好。最好7個左右。
上海市委有19個常委，鄧小平後來在山東、天津的講話中都談到上海市委的常委太多了、太老了的問題。
彭衝說，7個人少了。
鄧小平接著說，7個人少了減到9個人吧。如果能比現在的班子還年輕一點就好。另外，把市政府建立起來，副市長、副省長必須能幹工作，廳局長一定要是壯丁。當然，這不僅僅針對上海。
鄧小平在談話中又談到了旅遊問題。顯然，這也是他此次出巡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
他說，旅遊要抓。這裏的“怪房子”（指招待所的一幢小樓），收5000元一天，加個冷風機。釣魚台的一幢樓，一個美國資本家住一天給6000元，回去後還寫感謝信來。這個地方，大而不當。
彭衝插話說：“找幾個工程師來設計一下”。
鄧小平接著說，這幾天，我對他們招待處的幹部講講生意經。要會賺錢，會做生意。搞個釣魚的地方，有釣鉤，如果釣到了魚，可以給他加工，收多少錢。大草坪，搞個高爾夫球場，打一場，給多少錢。這裏可以出廣告，外國訂房間，今年訂明年、後年的，但要幹淨，每天要換床單。
鄧小平還專門談了寶鋼建設問題。他說：“對寶鋼，現在國內外議論紛紛。我們不後悔，問題是要搞好。第一要幹，第二要保證幹好。他批評了寶鋼建設中擺闊氣、講奢侈的現象，同時也當麵囑咐寶鋼的負責人要幹得快一點。
當天，鄧小平還專門派萬裏到寶鋼視察，了解寶鋼的建設情況。在聽取萬裏的彙報後，鄧小平對彭衝說，寶鋼建設，中央已經定了，要搞下去，作用很大。你們一定要把寶鋼建設好。這次講話在國人對寶鋼議論紛起之際起了重大作用，使寶鋼二期工程提前兩年投產。
（五）
7月26日晚10時，一輛從南方開來的專列駛入萬家燈火的海濱城市青島。鄧小平走下火車，與前來迎接的山東省、青島市及濟南軍區的負責幹部握手寒暄後，驅車至山海關路9號下榻。濱城的海風洗去了一行人旅途的疲憊，鄧小平休息了，忙碌的人們紛紛退去，城市又沉浸在安謐之中。
第二天清晨，鄧小平起床洗漱後在住處周圍散步。省委秘書長李子超和青島市委書記劉眾前等陪同著他。
站在依山抱海、綠蔭如蓋的八大關，遠眺湛藍如鏡的海麵，近聞時起時伏的濤聲，周身沐浴著海風，鄧小平感到心曠神怡，他連連誇讚這一帶風景美麗，囑咐要好好保護。
不遠處花木簇擁中，一座座青石紅瓦，各具特色的西式小樓吸引了鄧小平的注意。於是他向陪同的同誌問起了這些小樓的來曆。李子超告訴他，這都是本世紀初西方列強瓜分中國時建的，他們發現這裏風景雅致，紛紛霸占下來蓋別墅、住宅。鄧副主席您現在住的這一幢，是美國第七艦隊的柯克蓋的，後來改為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中將的公館，建國後劃為療養區，周恩來總理曾在此住過。
鄧小平靜靜地聽著介紹，點了點頭。然後簡短地說道：“一定要好好保護，開發旅遊業，可以租給外國人，讓外國資本家來住，創彙創收嘛。”
他們繼續向前走著，鄧小平看到一些小樓裏炊煙縷縷，便不解地問是怎麼回事。劉眾前告訴他，那是“文革”中搬進的住家，此時正在生火做早飯。鄧小平略有些不滿意地說，居民把家安在療養區是不適宜的，應該搬出去，市裏應給那些住戶另行安排住房。
幾輛在療養區來回穿行的消防車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他問，這是幹什麼的。市委負責同誌說，青島夏季缺水比較嚴重，療養區需從外麵運進水來。鄧小平聽後指著幹涸了的噴池水榭說：“這麼好的風景，沒有水會把名聲敗壞了，條件不具備先不要開放。”
鄧小平還認真詢問了青島居民飲水、工業用水等問題，市委書記劉眾前一一作了回答。當他得知居民飲水困難、經常要采取定量配給措施時，心情有些沉重，一定要讓老百姓有水吃。青島連水都沒有，搞開放、搞旅遊業是不行的，無法接待外賓。要趕快解決水的問題。
聽著這些的批評和督促，李子超、劉眾前等受到極大的震動。幾天後鄧小平離開青島後，省委、省政府和青島市就盡快解決水的問題，很快研究製定了方案，決定實施“引黃濟青”工程。經過全省的努力，“引黃濟青”工程於1989年11月竣工。青島市用水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28日上午，晨霧初散，碧空如洗。八大關彙泉小禮堂門前，省委常委和青島市委的主要負責人彙集在這裏，等待著鄧小平的到來。
他們是：白如冰、趙林、秦和珍、李子超、高克亭、徐建春、王眾音、徐雷健、趙峰、林萍、劉眾前、李秉政、陳宗元、武傑、趙明甫、喬樹榮。
這次鄧小平來青島，他仍對別人說主要是休息，什麼也不幹。但當時全程陪同鄧小平的省委秘書長李子超後來回憶說，他哪裏是來休息，隻不過換換工作環境而已。
不一會兒，身著白色短袖衫，灰色長褲的鄧小平走了過來。大家欣喜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屢遭磨難的鄧小平如今卻身板硬朗，充滿朝氣，完全不像年過古稀之人。
在省委第一書記白如冰的介紹下，鄧小平與大家一一握手，互致問候。之後，他被簇擁著進入會議室。
小禮堂會議室不大，中間的條桌一字擺開，上麵鋪著白色桌布，周圍排列著幾把老式藤椅，簡潔而又素雅。
落座後，白如冰首先代表省委彙報工作，鄧小平仔細地聽著，不時端起杯子喝幾口嶗山泉水泡製的香茶，偶爾也插幾句話，對一些問題進行詢問、核實。
聽完彙報，白如冰請鄧小平作指示。鄧小平這時點著了一支煙，身體向前傾了傾，說道：“山東的工農業搞得不錯，不要驕傲。你們基礎很好，認真地抓抓會發展很快。”
這幾句屬於客客氣氣的開場白。但白如冰等省委領導心裏並沒有輕鬆，他們知道，鄧小平一些實質性的、有針對性的語言還在後麵。
“人口問題是個戰略問題，要很好地控製。”這是鄧小平針對山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山東省的領導們心裏清楚，在這個方麵，他們抓得不夠。
接著，鄧小平一下子觸及關鍵問題。他說：“我們解決了兩個方麵的問題，一個是思想路線問題，一個是政治路線問題。思想路線非常重要，沒有正確的思想路線，不可能有正確的政治路線。”
鄧小平這句話講得非常緩慢，一句一頓，字字千斤，敲打著在座的每一個人的神經。全場寂靜得出奇。
1977年複出以來，鄧小平在糾正“兩個凡是”，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方麵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特別是他反複宣傳，推動了全國範圍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但是，由於長期以來極左思潮的影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還沒有完全深入人心，“兩個凡是”的迷霧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在山東還沒有完全驅散。
鄧小平直截了當地說：“思想路線，從中央來說解決了，不等於每一個地方都解決了……”
的確，山東省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對思想路線問題的解決就不夠得力。當時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林萍後來回憶說，在這個問題上，山東覺悟遲，反應慢，隻是在小範圍內進行了討論，沒有在全省大規模展開，有一種觀望情緒。李子超也回憶說，在小平同誌講話之前，隻感到真理標準的討論是一個理論問題，是學術界、理論界討論的問題，思想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對於山東的這種態度，鄧小平是清楚的，這次借聽彙報之機，他提出了深刻的批評：“真理標準的討論，越看越重要，越看意義越大，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好。這個問題不解決，思想不解放，實現四化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他指了指白如冰，十分認真地說：“剛才你說山東沒有解決好，要好好解決。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基本建設。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決，政治路線不能貫徹，說擁護政治路線是假的。”
鄧小平的這番話，高屋建瓴，讓每一個與會者都感到了一種精神上的洗禮和震撼。這次會議前，他們曾聽專程到上海迎接鄧小平到來的同誌談到，小平同誌在列車上就反複講過一個意思，我們耽誤的時間太多了，必須排除一切思想障礙和束縛，輕裝上陣，快速前進。兩番談話結合起來，人們明晰地感受到鄧小平心底裏迸發出來的巨大勇氣和熱情。75歲的老人有著如此解放、如此超前的思想意識，太難能可貴、值得敬佩了。
講過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之後，鄧小平又談到了組織路線問題。他說：“現在要明確提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組織路線最根本的是選拔、培養接班人。如何選拔接班人，這是組織路線第一位的問題。”
說到這裏，鄧小平變得語重心長：“我們粉碎‘四人幫’後，落實了政策，把老同誌請回來。這一段必須這樣做。但老同誌有個自然規律——歲數大了，”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周圍的幾位同誌，然後對坐在自己右側的省委書記趙林說：“我75歲了，你也70歲了，”接著又對左側的白如冰說，“你也不小了，我們這個房子裏年輕人不多。”說到這裏，鄧小平用力地揮動著右手大聲地說：“根本的問題，百年大計的問題，對黨負責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選擇接班人。不能等，從現在開始。”
一口氣說了4個“問題”，足見這件事情在鄧小平心目中的分量。
這次外出休假，鄧小平除了在上海談到這個問題之外，在山東的幾次談話又把解決組織路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實，早在同“四人幫”作鬥爭時，鄧小平就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次，他深有感觸地回顧說：“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時，王洪文就說嘛，十年後再看。十年後，我們都老了，比不過他們呀。”“所以不要小看‘四人幫’的能量，不要看輕幫派體係，幫派思想與黨性是絕對對立的。要從上到下，有意識地選一點比較年輕的人，真正堅持我們現在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人、正派的人，黨性強的人。”
望著聚精會神做筆記的省市負責人，鄧小平又隨手舉了一個例子：康生這個人，你們都知道。當年喊“王明萬歲”的也是他。土改時他“左”得厲害，毛主席叫他下去。在實際工作中鍛煉鍛煉。從此，他不滿，裝病。“八大”時成了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經常過問你們山東的事情，康生沒幹什麼好事。
鄧小平神態自若，侃侃而談的時候，在座的都無法插話，隻能默默琢磨著鄧小平這句話的含義。一些曾在晉冀魯豫工作過的同誌回憶起宋任窮給他們講過的一件事情：1948年，中央決定將宋任窮調離晉冀魯豫中央局，宋任窮於是去征求鄧小平的意見，可否把康生要過來接替他的工作。鄧小平聽到宋任窮的建議後，急忙連連擺手，一連說了幾個“不行”，拒絕的態度十分堅決。康生因此沒能成為鄧小平的部下。
細細品味起這段往事，這些有過幾十年革命經曆的高級幹部不能不承認鄧小平對幹部的洞察力。此時鄧小平又舉出康生這個例子來，很明顯是提醒省委班子，在選拔幹部的問題上一定要從政治角度出發，慎之又慎。
鄧小平提出目標：“我想在三年內，每級裏這四五十歲的人當二三把手，可搞20年，這樣我們才比較放心。”
鄧小平這次講話引起了山東省委的高度重視。三天後，白如冰等在煙台召開市地委書記會議，傳達講話精神，部署在全省範圍內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同時，根據鄧小平培養年輕幹部的指示調整配備領導班子。一大批四五十歲甚至三四十歲的年輕幹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後來擔任省委書記、省長的薑春雲、趙誌浩、李春亭等一大批中青年幹部就是在當時選拔、培養出來的。
會議結束了，然而鄧小平的話題沒有完，他對陪同的省委負責人反複講到經濟問題，他表示，不讚成到處搞“以糧為綱”，主張發展生產要因地製宜。他說：“增加收入，增產創收，不解放思想就解決不了。”“思想不解放，好多事情遇到具體問題就會有障礙，思想一解放，好多事情都可以辦到”。他說：“山東的海岸線很長，產魚不少，條件很好，可以搞現代化遠洋捕撈。對蝦主要生產在你們這裏，可以出口，可以搞冷藏。”他還列舉起了福建的例子，福建買了兩隻千噸的冷藏船，直接對東南亞出口，一年就賺回來了。山東也可以這樣搞嘛！
談到漁業生產，鄧小平興致勃勃，他甚至談起了他曾經戰鬥過的革命老區魯西南。他說：“金鄉、魚台一帶坑坑窪窪，水麵大，可以利用起來養魚，搞養殖，收入比種莊稼多。”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給省委一班人很大啟發和鼓舞，為山東大力發展多種經營，以至後來實施“海上山東”和“南四湖綜合開發”（魯西南微山、南陽、昭陽、獨山四湖）的戰略，指明了方向。
（六）
7月29日上午，鄧小平與在青島休息的粟裕將軍一起，來到團島海軍基地，觀看了北海艦隊水上飛機和直升機分隊的表演。
這一天天氣很悶熱，觀看表演的人盡管都戴著遮陽帽和墨鏡，還是感到焦躁難耐，海風打著旋，格外灼人肌膚。
6架老式蘇製水上飛機，黑乎乎的機身，啟動起來蹣跚遲緩，一看便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產物。
表演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在整個觀看過程中，鄧小平神情嚴肅，緊抿著嘴，一句話都沒有說。
前些天，鄧小平路過濟南時，曾談到國防建設。他說：“我們軍隊戰士背得很重，美國、英國他們背得很輕、體積很小。”他的話使在場的人感到了一種壓力。顯然，他對我國國防裝備的落後現狀非常不滿。
當時，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正在青島召開，參加者都是海軍軍級以上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會議的議題一是研究如何開展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二是海軍的建設規劃。
在海軍負責人葉飛等同誌的堅決要求下，鄧小平於29日下午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並與他們合影留念。起初，鄧小平並沒有準備講話，後來感到有些問題也確實需要在軍隊談一下，就走進會議室，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講話。
一開始，鄧小平隨和地對大家說，單獨和這麼多海軍的同誌見麵是第一次。他從建國初期海軍建設取得的成績，講到林彪、“四人幫”對海軍建設的破壞，又回顧了毛澤東生前關於海軍工作的重要指示。他強調指出，我們海軍的戰略方針基本上是防禦，是近海作戰。我們不像霸權主義那樣到處伸手。防禦沒有適當的力量也不行，但這個力量要頂用。我們不需要太多但是要精，要真正現代化的東西。他批評了那種在海軍裝備工作中隻講噸位、隻講數量，不講質量的錯誤傾向。
之後，鄧小平又一次就真理標準討論，端正思想、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選拔接班人等重大問題長篇講話。他說：
“就全國範圍來說，就大的方麵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重新恢複和發展毛澤東同誌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這是很重要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麼大的反應，說是“砍旗”，這倒進一步引起我的興趣和注意。最早是林彪搞亂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他搞了那個語錄本，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搞得支離破碎，而不是讓人們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我是不讚成‘兩個凡是’的。‘兩個凡是’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我提出要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以後又解釋什麼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點，開始的時候反對的人不少，但全國絕大多數幹部群眾還是逐步接受了的。這個爭論還沒有完，海軍現在考慮補課，這很重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製定不出來，製定了也貫徹不下去。
“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四人幫’提出‘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我們在國際階級鬥爭中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就要表現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優越於其他的思想，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於資本主義製度。不解放思想，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不相結合，不可能有現在的一套方針、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積極性統統調動起來，也就不可能搞好現代化建設，顯示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昨天，山東的同誌說，有一個原來很落後的縣，就是因為解放思想，因地製宜地發展生產，才由老大難變為先進。思想路線不是小問題，這是確定政治路線的基礎。正確的政治路線能不能貫徹實行，關鍵是思想路線對不對頭。所以，不要小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爭論。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盡管有人不通，但總是已經確立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是組織路線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貫徹執行。由什麼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讚成黨的政治路線的人，還是由不讚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不一樣。這就提出了一個要什麼人來接班的問題。
“粉碎林彪、‘四人幫’以後，特別是最近一年多來，我們把許多冤案、假案、錯案處理了，好多老同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或擔負相當原來的工作，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現在各級領導班子歲數太大，精力不夠。軍隊也存在這個問題。現在擺在老同誌麵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一些年輕的身體好的同誌來接班。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在了，將來很難解決。我們現在對於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黨性也包括聯係群眾、艱苦樸素、實事求是等等。選幹部，標準有好多條，主要是兩條，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
“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係，認為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同誌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麵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這些人大體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來的，是既得利益的。他們感到現在的一套對他們益處不大，所以對過去很留戀。經過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轉變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能聽黨的話嗎？他們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的。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說，十年後再看。現在也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遠一點。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現好的同誌用起來，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選不準的，還可以換嘛。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當然，組織路線方麵還有其他的問題，如機關臃腫怎樣解決，退休製度問題怎樣解決，等等。廟隻有那麼大，菩薩隻能要那麼多，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因此，老同誌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體問題就不通了。我們將來要建立退休製度。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選拔培養接班人。現在有些地方對選進領導班子的年輕人，還是論資排輩，發揮不了他們的作用。我們的人才是有的，關鍵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隻要我們敢於把他們提起來，讓他們在其位，謀其政，經過一兩年就能幹起來了。我經常講，進軍西南的時候，地方幹部少，有排長當縣委書記的，有連指導員當縣委書記的，也有營團幹部當縣委書記的。那些連排幹部（當然都是挑選好的）經過幾年鍛煉，和營團幹部一樣勝任，都是很好的縣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