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不知道這是鄧小平第幾次出川。可是他卻清清楚楚地記得那難忘的第一次。

1920年,16歲的少年鄧希賢(鄧小平原名)自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畢業後,打點行裝,辭別父母,自重慶乘船東下,前往法蘭西,開始了勤工儉學、實業救國的曆程。那一次他走的就是這條水路,乘的是法國輪船“吉慶號”。

60年前,16歲的英發少年順江東下,是為了衝出四川,走出國門,逐西潮,救中國。

60年後,76歲的老人順江東下,是為了探求開發長江,振興中南之路。

一路上,陪同他此行的人們時而指點兩岸的高山峻嶺、名勝古跡和城邑村落,時而講解一個個暗礁險灘的成因與滄桑。鄧小平邊看邊聽。他站在甲板上,望著那滔滔的江水,翻滾的浪花,陷入了沉思。

有時,他叫人搬來一把藤椅,摸出老花鏡,翻閱著女兒帶來的《唐宋詞一百首》有關長江三峽的篇章,偶爾吟詠幾句。

探求修建三峽工程的可能性,這是鄧小平的此行的主要目的。

要不要修建三峽水利工程,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問題。鄧小平十分關心這個問題。根據他所掌握的材料,他也是傾向於讚成興修這項舉世矚目的大工程的,但他一直沒有能親自進行實地考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熱潮在全國蓬勃展開。興建三峽工程問題又提上了日程,爭論也開始一步步升溫。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對三峽工程問題進一步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讚成或反對的意見。

鄧小平盡管在北京多次聽到了各方麵專家和有關負責人的論證和意見,但他認為事關重大,作出決策要慎重,要對11億中國人民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他決定再一次看看三峽,作一番調查研究。

船停泊萬縣的時候,鄧小平向魏廷錚問起鄂西資源情況。魏廷錚說:“鄂西鐵礦儲量很大,在宜昌、恩施兩個地區,儲量就有17億噸。經冶金部門長期研究,準備開采。但存在著地下開采難度較大、礦石含磷較多以及交通運輸困難等問題。”

鄧小平問:“礦石的品位如何?開采和選礦技術能不能解決?”

“含鐵量約為30%到40%。地下開采和紅礦選礦問題,采用先進技術可以解決。”

“那麼運輸問題呢?川漢鐵路選了哪幾條線?”

魏廷錚詳細彙報了川漢鐵路選線的南、中、北三個方案。川漢鐵路選線時比較過南、中、北等線,中線即走清江河穀的線路,但由於工程過於艱巨,不如南線,在討論開發清江水利資源時進行過研究,結果是鐵路服從水壩,將來鐵礦石運輸靠水運。即在礦區建設架空索道,將礦石運到清江河邊,然後用水運至長江沿岸各鋼鐵企業;開發渠化清江,可得水電約200萬千瓦,通行由300噸駁船組成的船隊,現在長江沿岸大型鋼鐵企業進口外礦,從長遠看是不合理的,應該積極建設鄂西鐵礦基地;另外,川東巫山、鄂西北鄖西亦有大型或較大型鐵礦,在三峽大壩太平溪壩址附近還有鉻礦,川東地區還有錳礦,鄂西除鐵礦外,還有大規模的磷礦可以開采,除製造磷肥外,還可提煉黃磷供國內外需要。三峽及其以上長江河穀地區,500米高程以下適於種植柑桔。講的過程中,他一步步把話題引到三峽工程上來:

“鄂西地區最為豐富的是長江水利資源,開發長江水利資源可以興利除害。”

鄧小平馬上聽出了魏廷錚的弦外之音,一語道破說:“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峽大壩。”

他又指著同行的另一位負責幹部(萬縣地委負責同誌)說:“而他是不讚成的。”

鄧小平快人快語,一下把矛盾捅到大家麵前。

12日早餐之後,陳丕顯向鄧小平介紹了宜昌地委書記馬傑和荊州地委書記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軍五師的,在大別山一帶打過遊擊。

鄧小平回憶說:“黃岡地區盛產棉花。1947年挺進大別山時,部隊穿的是單衣。在鄂東,10天之內就收集起全軍10多萬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鄧小平說:“反對建三峽大壩的人有一條很重要的理由,說是建了大壩以後水就變冷了,下遊地區水稻和棉花都不長了,魚也少了。有沒有這回事兒?”

魏廷錚答道:“不會有這樣的影響。第一,三峽水庫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來河道水麵隻增加1000多平方公裏,分布在全長700公裏的川江兩岸,和中遊平均河寬大致相近,對氣候影響不大,不會有明顯改變。第二,水庫水溫呈垂直分布,長江流量大,可以調節。且國外有采用活動進口的水電站進口布置,對下遊農業生產不致產生不利影響。第三,最重要的論據是丹江口水庫,丹江口水庫修起來以後,漢江中下遊解除了水患,糧食、棉花連年豐收,漢江的魚產量也並沒有減少。如果說影響,就是水庫蓄水之後,上遊衝下來的餌米相對減少了一點。”

“噢,是這麼回事啊!”鄧小平點點頭,他認為魏廷錚說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處,鄧小平抬頭觀察船行情況,看到灘多流急,航行困難。

他對魏廷錚說:“1920年出川,去法國留學,船行到中途壞了,隻好改變行程,起旱,走陸路出川,交通真是艱難啊!”

船過夔門,鄧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峽進口。

鄧小平問:“在這裏選過壩址沒有?”

魏廷錚答:“這裏在三峽上口,水深流急,地質條件不好,而且整個三峽河段是水能比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隻在上口建壩,要得到同等防洪發電效果,則對四川會造成更大的淹沒損失。”

魏廷錚又介紹了現在壩址的地質情況。

鄧小平說:“你們不是有兩個比較壩址嗎?”

魏廷錚說:“兩個壩址都是好壩址,各有優缺點,太平溪壩址在上遊,河穀相對較窄,土石方開挖較多,約7000餘萬立米,混凝土工程量較少,約2500萬立米;三鬥坪壩土石方開挖較少,約5000多萬立米,混凝土工程量較大,約3300萬立米。前者土石方開挖較多,混凝土較少,但後者在施工導流方麵簡便一些。”

鄧小平又詳細詢問了投資、工期、發電航運等問題。

“兩個壩址工程投資都差不多,約95億元左右,全部建完約16年,平均每年投資約6億元左右,如果利用圍堰發電,從開工到第一台機組發電,約需6年半時間,總計投資約70億元。”魏廷錚一一作了回答。

鄧小平問:“圍堰發電的水輪發電機前後如何銜接?”

“先用臨時機組,即葛洲壩的發電機,水輪機加套,將來換裝正式三峽機組,兩者之間不會發生矛盾。“

鄧小平問:“100萬千瓦的機組,國內能不能製造?”

魏廷錚答:“美國愛利斯·查謨公司董事長給您寫的那封信轉給了我們。他們表示願意承製三峽100萬千瓦的機組。一機部沈鴻副部長表示,100萬機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國人合作,共同設計,在我們工廠造。”

鄧小平肯定地說:“這是個好辦法,這個辦法可行。”

鄧小平又問:“工程投資95億元,不包括移民30多億元,分16年使用。圍堰發電6年半開始受益,是否1981年開工,1987年即可以發電?”

“是這樣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發電量1100億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國發電總量。以每度6分計,可收入66億元,這是一筆很大的數字。”

鄧小平說:“利益很大,要進一步好好討論。”

“95億元工程費中,施工機械費是多少?”鄧小平問。

“9億多元,葛洲壩工程現在購進的5億多元施工設備中,大部分可用到三峽工程。”魏廷錚答道。

“應當予以扣除。”鄧小平說,“機電設備費用占多少?”

魏廷錚答:‘約20多億元“。

接著,鄧小平還詢問了通航問題。

“三峽大壩建壩後,提高壩前水位130餘米,回水到重慶以上的合江,過壩采用航閘過壩,設雙線梯級船閘,單向年通過能力達5000萬噸。”

鄧小平說:“那麼雙向就是1億噸。”

“現在宜昌的年貨運量僅200餘萬噸。”

“什麼原因?”鄧小平問道。

“一方麵是貨源問題,現在下水是主要的運輸流向,大宗貨物為磷礦和木材,其他為石油及土特產、鋼鐵、百貨等為數不多,屬調劑物資;另一方麵,現在航道條件不好,營運成本高,上遊川江航道灘多流急,航道狹窄,運行周期長,成本高,壩址以下荊江河段沙灘多,枯水期航行困難,隻有在建三峽大壩後,上遊淹沒了灘險,下遊由於水庫調節枯水流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長江航運條件才能得到根本改善。上次美國來的代表團由於不了解情況,說了些不正確的意見。”

船艙裏,湖北、四川兩省領導人陳丕顯、魯大東等也加入了這場討論。人們各抒己見,爭執不下。魯大東因稱此任務太大等原因堅決不同意修三峽大壩,陳丕顯據理力爭,是堅決主張上大壩的“積極分子“。對此,鄧小平耐心地聽,沒有表態。他隻是風趣地說:“四川‘反對派’,湖北‘堅決派’,你們說的意見我都聽明白了。”

船到西陵峽三鬥坪附近,鄧小平要求減速,他要仔細看看擬議中的三峽大壩壩址───中堡島。船舷旁,鄧小平一邊聽魏廷錚的介紹,一邊拿著望遠鏡認真觀察這被人介紹過多次的神奇小島。

看完中堡島,鄧小平又認真地察看了離中堡島200餘米的南岸三鬥坪和離島1000餘米的樂天溪,並詢問了有關情況。

這天的考察就這樣結束了。

12日下午3時,船到正緊張施工的葛洲壩,鄧小平走出船艙。

“鄧小平,鄧小平來了!”在碼頭等候多時的葛洲壩工程局及宜昌地、市黨政軍負責人高興萬分,熱情地迎上前去問候,鄧小平向大家親切地招手致意。

在陳丕顯、廉榮祿的陪同下,鄧小平走進葛洲壩工程電動模型室,廉榮祿向他彙報工程進度和樞紐布置情況。他凝視著工程電動模型,全神貫注地聽講解員介紹,時而點頭,時而微笑。隨後與人們合影留念。

緊接著,鄧小平不顧炎熱和旅途勞累,乘車興致勃勃地視察了正在緊張施工的葛洲壩一期工程的2號船閘、二江電站廠房安裝現場、三江防淤堤。在2號船閘下遊閘首,當廉榮祿彙報大江截流後對船閘的要求時,鄧小平問:“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榮祿說:“這是我們的心願!”

鄧小平笑著說:“好啊!”看完船閘他又說:“這船閘大啊!1920年,我在法國時人家就修了船閘,那時巴黎地下鐵路也修了。”

在二江電廠,鄧小平問:“發這麼多電,要多少煤?”

魏廷錚說:“折合700萬噸標準煤。”

當廉榮祿彙報完二江電廠情況後,鄧小平問:“發電是明年‘七一’呀?”

“是。”廉榮祿回答道。

隨著陣陣機器聲,鄧小平來到大江截流基地,隻見30多噸的大型載重汽車來回穿梭作業,將滿車的石塊從南津關等地運來。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噸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麵體整齊地排在大江兩岸、形成兩個方陣,待命動用。大江截流非同凡響,必須充分準備。鄧小平望著那堆積如山的石塊和波浪翻滾的長江,問廉榮祿:“截流用什麼方法?”廉榮祿答:“從兩岸同時向江中拋投石塊、石渣填築料,最後關鍵時刻動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麵體。”

“這麼個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鄧小平關切地說道。

廉榮祿說:“我們全局上下,萬眾一心,精心準備,精心組織,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鄧小平滿意地點了點頭。

視察結束臨上車時,鄧小平緊緊握住廉榮祿的手再一次問道:“你這裏是今年年底截流,明年‘七一’發電啊!”

廉榮祿激動地回答:“請首長放心,我們決不辜負首長的關懷和期望,一定要用橫鎖長江的捷報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喜。”

葛洲壩人沒有辜負鄧小平的厚望。1981年1月4日,葛洲壩工程大江截流成功,曆時36小時23分,比設計速度快8倍多。同年7月10日,葛洲壩二江電廠發電機組安裝就緒,投入發電。

在葛洲壩工地視察時,行至上遊圍堰防淤堤,鄧小平問魏廷錚:“葛洲壩施工場地這樣寬敞,上遊大壩壩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開呢?”

魏廷錚答:“兩個壩址的下遊都有河灘可以利用,並且可以利用葛洲壩作為後方基地。”

“兩個壩址相距多遠?”鄧小平問。

“約40公裏。”魏廷錚答。

“是否修鐵路,工人上班可乘火車。”

“前方建一些單身宿舍,平常不回宜昌。”廉榮祿回答說。

鄧小平問:“沙石骨料運輸單靠鐵路是運不了的?”

陪同的同誌回答說:“以機運和鐵路運輸相結合。”

“應以水運為主。”鄧小平說。

“是這樣的,並且還要利用開挖出來的新鮮岩石,軋一部分碎石料摻用。”

“這些附屬工廠是否結合使用?容量夠不夠?”鄧小平又問。

“結合使用,如機修廠、綜合加工廠等,但混凝土係統等容量不夠,還得增加、補充一部分。”

聽到這些回答,鄧小平堅定地說:“應該采用先進的施工設備。”

鄧小平說:“葛洲壩施工的這些設備,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峽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錢。”

鄧小平關懷葛洲壩工程建設,也關懷宜昌市的建設和發展。結束對葛洲壩的視察後,他乘麵包車繞宜昌市區一圈,縱覽了宜昌市容和城市建設。

天色朦朧時,鄧小平又登上了東方紅32號輪,繼續順長江東下,向武漢駛去。

一到武漢,他就把胡耀邦、趙紫陽、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國務院的負責同誌找來,到他下榻的東湖賓館開會。會上,鄧小平再次聽取了有關三峽工程的彙報。

鄧小平說:“我建議,由國務院召開一次三峽專業會議。我聽了彙報有些看法。三峽問題要考慮。”

接著他歸納了幾個主要的問題:“擔心一個航運問題,現了解,運的東西不多,船閘有5000萬噸通過能力,顧慮不大。”

“另一個生態變化問題,聽來問題也不大。”

“三峽搞起來以後,對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來了,很多地方要大倒黴。”

“整個工程投資95億元,移民費40億元。”

“6年半可以發電。發電2000多萬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後的結論是:“輕率否定三峽不好。”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8月,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三峽問題,決定由科委、建委組織水利、電力等部門的專家進行論證。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三峽工程的車輪加速運轉起來了。

在武漢,鄧小平還向中央政治局的同誌介紹了成都農村開發建設利用沼氣的情況。

鄧小平說:“這次在四川看到沼氣,全國普及可不得了。四川普及沼氣,一年就等於600萬噸標準煤。搞沼氣可以真正消滅血吸蟲。衛生條件好了,周圍幹幹淨淨,好處太多了。南方要普及,要作出規劃,要辦專門訓練班,一批批地辦,不要一哄而上,要搞專業隊伍,要搞專業化廠生產各種用具。要給貸款,償還期可以長些。要解決水泥問題。”

(四)

7月15日上午9點半鍾,一輛普通麵包車在漢口鄱陽街139號“八七會議”會址停下。司機打開右側車門,鄧小平從車上走下。他微笑著和迎上來的人們握手,然後環視一下街景,仰望著麵前這座已經分別了53年的小洋房。

這天,“八七”會址紀念館和武漢市文物管理處的同誌們,一大清早就接到電話通知,說有位中央首長要來參觀。他們早早地就在門前迎接,見是鄧小平,個個歡欣鼓舞。

同鄧小平一起來參觀這個有重大曆史意義會址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兒、小外孫女。

53年前的今天(1927年7月15日),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後,汪精衛又在武漢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中國共產黨決裂,形成了寧漢合流。在蔣介石、汪精衛聯手反共的叫囂聲中,成百上千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裏,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四·一二”反動政變不僅使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戛然沉寂,民主革命嚴重受挫,更將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推到了十分困難的境地。那個血腥的歲月雖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往事仍曆曆在目。那時,年輕的共產黨員鄧希賢從蘇聯回國僅半年,剛到武漢黨中央機關工作不久。為了擺脫敵人的的魔掌,他隨中央機關從漢口搬到武昌,又從武昌搬回漢口,經常轉移,頑強地與國民黨反動派周旋。此後,他開始改用“鄧小平”這個名字。

1927年8月3日夜,鄧小平被交通員悄悄地帶到漢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樓。這裏是即將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的秘密會場。作為中央政治秘書,他最早來到這裏,負責有關的會務工作。會場為相連的兩個房間,還有一間側房作廚房用。這裏原是援華俄籍農民問題顧問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衛驅逐回國。房子空出後還未引起人們注意。在這個陳設簡陋的房子裏,鄧小平逗留了6天。8月的武漢,酷熱異常。但為了保密隻得整天關著門窗,不透一點風,室內悶得像蒸籠。鄧小平與陸續來到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員和代表都在這靜候。困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餓了便倒杯開水吃幹糧。在焦灼中等待著8月7日中央重要會議的召開。

53年過去了。今天,鄧小平重新來到會議舊址。樓梯仍然是直道式的。他進門後徑直走到樓梯口,一口氣登上29級台階,來到二樓,緩步走進當年的會場,會場是按原樣陳設複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紀念館同誌心裏並不是很有把握的,大家盼望得到鄧小平指點。

“鄧副主席,您看當年是不是這樣布置的?”紀念館的同誌期待著他的認可。

“我記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他環視了一下後,見會議室擺滿整整齊齊的桌椅,補充說:“不過當時沒有這麼規矩。”紀念館的另一位同誌插話說:“李維漢同誌看後,也說太整齊了。”

看著眼前的一切,當年開會的情景仿佛又重新浮現在鄧小平的眼前。原定7月2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到8月7日終於召開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裏舉行了關係到中國革命命運、前途的重要會議─“八七會議”。那張條桌,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台,開會時條桌上還擺著一些手抄的文件。瞿秋白、李維漢等分別坐在條桌兩側。各地代表,不論職務高低,一律自尋板凳坐下來。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用俄語講一段,瞿秋白翻譯一段,然後代表們爭先恐後地發言。他們慷慨陳辭,批判把黨引向歧途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點,就是毛澤東在這次會上提出的。在黨和革命的緊要關頭,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方針。經過這次會議,繼“八一”南昌起義之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百色起義、東江起義、瓊崖起義、贛東北起義、湘南起義、渭華起義、黃麻起義等相繼爆發。武裝鬥爭的烈火熊熊燃燒。

1972年9月22日,作為參加“八七會議”的老同誌,鄧小平寫了關於“八七”會議的回憶錄,寄給中央辦公廳政治部。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毛主席是參加了(會議)的。還的瞿秋白、羅亦農(八七會議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書記,1928年在上海被捕犧牲)、李維漢等人,鄧中夏似乎也參加了……八七會議後參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羅亦農、李維漢、周恩來、張太雷等人。”

同時,鄧小平在給中央辦公廳政治部的信中又寫道:“寫的‘八七會議’簡單回憶,如有必要,請轉有關詢問單位。”

鄧小平恢複工作後,當他得知武漢市有幾位同誌到北京征集有關“八七會議”的資料時,他非常高興,委托鄧墾捎去他對“八七會議”的回憶材料和對恢複“八七”會議會址的意見。鄧小平指出:“搞這個紀念館,就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主要是會議解決了什麼問題,完成了什麼曆史任務,起了什麼作用……要體現當時艱苦奮鬥的精神。”並於1980年5月20日,親筆題寫了“八七會議會址”六個大字送給紀念館。

今天,鄧小平重訪“八七會議”會址。他向大家介紹說:“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三天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會議開了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您是和誰一起進來的?”紀念館的同誌問道。“我記不得了,我們是陸續地進來的。當時我在這裏呆了六天,最後走的。”他邊看邊回憶,想起了許許多往事。

“李維漢同誌記得會議主席台的桌子靠窗戶。桌子靠窗戶應該是後麵一間房子,”紀念館的同誌問,“會址是這間房子,還是那間房子?”

鄧小平轉身看了一下後麵的房子說:“很可能是這間房子開的會。房子很小。”接著又指著後麵的房間說:“很可能是這間房。”

看完會場複原陳列,他回到一樓圖片陳列廳時,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正從門外進來。

“怎麼樣,像不像?”陳丕顯笑著問。

“基本上像。”鄧小平回答。然後一起走進陳列廳。

鄧小平首先參觀了陳列室的前麵部分——會議背景陳列。一邊觀看展覽,一邊解答紀念館同誌提出的問題,還不時地關照女兒和外孫女好好看看。

在“八七會議”召開的經過和內容這部分,鄧小平仔細地看了一些版麵內容,邊看邊談,停留的時間比較長。當紀念館的同誌介紹說會議代表的名單排列基本上是按會議記錄先後順序時,鄧小平說:“那個時候名單排列沒有什麼哪個在前,哪個在後。”聽到這裏,陳丕顯也插話說:“那時不講這些。”鄧小平笑著說:“那個時候不興那些規矩。”一句話把大家全逗樂了。

鄧小平看到版麵上會議代表名單第一個是李維漢,說:“不要以為那個時候主要是李維漢,不是那樣,不是按照什麼資曆呀,什麼……排列。這些人到了就是了,就是那些委員。”

“當時中央委員沒有到齊。”紀念館的同誌說。

鄧小平說:“就這麼選了政治局委員。”

紀念館的同誌指著版麵下麵“鄧小平”三個字說:“我們按照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在這裏寫的您的職務是黨中央秘書。”

“是政治秘書。”鄧小平強調說。

“有人說您當時是黨中央秘書長?”

鄧小平說:“那時我不是黨中央秘書長,1927年底我才當黨中央秘書長。這個時候我是秘書。”“那個時候,陳獨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書,我就算一個,以後沒搞齊。”

“還有誰是秘書?”紀念館的同誌問。

“還有劉伯堅,沒到任,沒選齊。”鄧小平一邊回答,一邊繼續往下看。

“鄧副主席,‘八七會議’以前,您住在什麼地方?”

“‘八七會議’的時候,我們住在武昌。”

“住武昌什麼地方?”

“武昌三道街1號、11號呀,我們黨中央的地方”,“會後,武昌緊張,我們撤漢口”。

“在漢口住那裏呢?”

鄧小平說:“在漢口住在一個法國商人的酒店樓上,我同李維漢同誌住在一塊。”

“會議工作人員,除您以外,還有誰?”紀念館的同誌接著問道。

鄧小平說:“沒有什麼其他工作人員,就是有個翻譯,翻譯是誰,記不清了,我估計是瞿秋白。”

“羅明納茲作的報告是這個翻譯作的翻譯嗎?”

“那當然,”鄧小平又想了一下說:“羅明納茲作報告可能是瞿秋白作的翻譯。”

“當時會議通過的文件,是會後形成的,還是會前就已形成?”

鄧小平說:“那是原先準備好的。”“那個手續很簡單,通過一下。”

“李維漢同誌回憶《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是羅明納茲起草的,瞿秋白翻譯的。”

鄧小平點頭說:“是羅明納茲”,“報告主要是瞿秋白。”

“這是‘八七會議’的告黨員書文件。”紀念館的同誌向鄧小平介紹說。

鄧小平仔細地瀏覽了會議通過的各種文件。

到了陳列的最後部分,紀念館的同誌介紹說:“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各地舉行武裝起義。”

鄧小平說:“還有‘八一’嘛!這叫‘八七’。會後全國起義。起義從‘八一’就開始了。”

紀念館的同誌指著版麵介紹說:“這裏講的是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後麵講的是各地其他著名的起義,最後講的是百色起義。”

鄧小平好像沒有看到陳列“八一起義”的版麵,他強調說:“首先是‘八一’。”

紀念館的同誌解釋道:“八一起義已在前麵作為會議背景講了。”

鄧小平說:“‘八一起義’在‘八七會議’之前,但‘八一起義’也是‘八七會議’的方針。”

“什麼時間決定召開‘八七會議’的?”紀念館的同誌想借這個機會多問些問題。

鄧小平說:“決定,那個時候隻能少數人參加的,那誰知道什麼時候決定的,反正很快就是了。那時政局變化很大,前幾天就決定了,‘八一’以前。一部分人搞南昌起義,一部分人開這個會。”說完,他高興地觀看了講解員操作各地武裝起義的電動圖表。

在介紹會議代表的陳列前,鄧小平端祥著與會者的照片,滿含深情地對大家說:“都是年輕人!”說著哈哈大笑。卓琳和陳丕顯也會意地笑了。他又指著陸定一的照片說:“陸定一那時21歲,他比我小兩歲。”

走到出口,紀念館的同誌請鄧小平在準備好的筆硯桌上題詞留念,鄧小平擺擺手。但他欣然同意和紀念館的全體工作人員一起合影留念。

臨走時和工作人員握手告別,連聲說道:“勞神!勞神!”

這次視察共進行了半個小時。

(五)

7月16日,鄧小平與卓琳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陪同下,來到武鋼,視察投產後的一米七軋機生產情況。

鄧小平與武鋼有著不解之緣。這是鄧小平第三次視察武鋼。

從湖北省政府駐地水果湖到武鋼途中,陳丕顯抓緊時間彙報了湖北及武鋼的一些工作情況。

汽車駛入武鋼所在地青山區,寬闊潔淨的冶金大道,鱗次櫛比的高大樓房給鄧小平留下了舊貌變新顏的深刻印象。

上午9時45分,鄧小平乘坐的麵包車來到武鋼第二煉鋼廠連鑄車間的南大門前。雖然事先省委已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不組織群眾歡迎儀式,一切按正常生產進行。”但是,武鋼經理沈因洛和副經理張春銘在連鑄車間門前迎接客人這一舉動,卻像通知一樣告訴大家,將有重要人物來武鋼視察。當有人打聽到是鄧小平來時,喜訊像電波似地迅速傳開,附近的工人趕來了,過往的行人站住了,下夜班的工人不走了,自發的歡迎隊伍把連鑄車間南大門團團圍住。當身穿白色短袖翻領襯衫,紅光滿麵的鄧小平走下汽車時,熱烈的掌聲和激動人心的歡呼聲此起彼伏,連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