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984年:第一次南巡。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上海,有了感性認識: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的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198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離開正值隆冬的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楊尚昆的陪同下,乘專列來到了鮮花盛開、春意盎然的南疆。

1月24日上午10時,專列經廣州站時作短暫停留。廣東省委負責人、廣州軍區的負責人到車上看望他。鄧小平深情地對廣東省省長梁靈光說:“經濟特區是我的提議,中央的決定。5年了,到底怎麼樣,我要來看看。”

中午,專列駛進了深圳車站。在深圳特區誕生後的第5個春天,鄧小平邁著輕快穩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這片熱土。鄧小平的到來,給南粵沃土增添了濃鬱的春色,也帶來了幾分企盼。早就盼望鄧小平光臨的深圳人,此時此刻正懷著興奮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期待著……

還是在1979年1月,鄧小平在一份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內部情況摘報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隨後在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的負責人就如何發揮廣東優勢,吸引愛國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來大陸投資辦企業問題,向中央常委彙報了在鄰近港澳和沿海地區劃出一些地方,設置類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區的設想。在給常委彙報後,省委書記習仲勳又帶著這個意見向鄧小平彙報,提出廣東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鄧小平聽完彙報後,鄭重地說:“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授權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據原廣東省委副書記回憶: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鄧小平的倡議,5月,國務院副總理穀牧率領一個由中央有關部委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幫助起草文件,一直到6月6日,然後到福建,福建就根據廣東的報告,也起草了報告。穀牧把兩省的報告帶到北京。中央很快就批了。這就是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指出:“出口特區”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文件,要求將深圳特區建成兼營工業、商業、農牧業、住宅、旅遊等項事業的綜合性經濟特區。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宣告成立。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從正式宣告經濟特區誕生之日起,一支支建設大軍從祖國四麵八方開到深圳河畔,一群群年輕的打工仔、打工妹從各地湧來。深圳,這個邊陲小鎮,一下子沸騰起來了。這裏,到處響著推土機、挖掘機、起重機的隆隆聲,到處可見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長和打工仔一同住進低矮、潮熱的工棚,一同起早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

沒有錢,深圳人四處奔走,靠借貸、“滾雪球”支撐起一座座大廈,鋪設一條條馬路。“五通一平”的基礎設施初具規模後,外商紛至遝來,“合作”、“合資”、“獨資”企業與日俱增。經過幾年建設,一座新興的現代化城市的雛形已經形成。

深圳的名聲大振,一方麵引起了國內外各階層人士的廣泛關注和熱情讚揚,一方麵也招來了黨內外一些不同意見者對深圳改革開放的懷疑和指責。有的說:深圳已改變了顏色,走上了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有的說:特區已變成了新的“租界”;有的說:特區黑市貨幣流行,違紀違法活動橫行,大搞倒賣“洋貨”,“搞錯了”;還有的說:特區之所以有今天,是靠優惠政策,“剝削”內地,賺內地的錢;等等。原廣東省省長梁靈光回憶說:“我到廣東的時候,改革開放才開始,那時全國對改革開放,有人讚成有人不讚成,不讚成的不單是有省、市領導,包括中央裏也有人讚成,有人不讚成。有一次我到中央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發了個參考材料,有篇文章我看了受到刺激,感到不對頭,文章的題目是《中國租界的由來》,這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印發的參考材料,當時我們正在討論中央方針政策啊,討論改革開放啊,弄出了那麼一個材料來,我估計可能是當時有人風言風語,有爭議問題呀,提出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呀,我覺得很有問題。那時候,西部一個省的副省長來廣東參觀考察,他在廣東看了一圈,回到賓館大哭了一場,他想不通,認為革命了幾十年,現在變了。還有,西南來的一個考察組,到廣東來,臨走時省委辦公廳交待,你們到廣東不許一個人外出。特別是1982年中央發出打擊經濟犯罪的緊急通知後,廣東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廣東搞改革開放以來有人搞走私,搞投機倒把。所以,那時對廣東的改革開放壓力很大。特區搞得對不對,搞特殊政策對不對,也有各種議論。”

外界的議論並不足為奇,5年來,深圳人頂住了種種非議和壓力,他們深知,一個新生事物的誕生,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議論,這一切,對於這些勇於“吃蟹”的創業者來說,算不了什麼。但是,特區的倡議者鄧小平是怎麼看待特區的,對深圳特區幾年來的發展,是肯定還是否定?深圳特區實行的一係列改革開放政策對了還是錯了?特區還要不要辦下去?在這關係深圳特區能否繼續前進和全國改革開放能否繼續深入下去的關鍵時刻,深圳人的“拓荒牛”們無不翹首以盼,他們盼望有一天特區的倡導者、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能親自來看一看深圳的發展,聽一聽他們的聲音,為深圳人和每一個關心深圳乃至全國改革開放前途和命運的人排憂解難,指點迷津。這一天,他們終於等到了。

此時此刻,初到深圳的鄧小平心情一樣迫切。

中午12時30分,鄧小平身穿滌卡灰色中山裝,腳穿黑色皮鞋,步履穩健地走下火車,同迎候在車站月台上的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梁湘、周鼎等人一一握手。

隨後,鄧小平一行在深圳市委、市政府負責人的陪同下乘車前往迎賓館。

汽車駛向深圳迎賓館桂園。這時,距農曆春節還有7天的時間。在特區的路旁紫荊樹已綻開紫紅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慶的盆盆金桔擺上了特區人居室的陽台。路上,鄧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幾次輕輕撩開車窗的紗簾,注視著一掠而過的樓群、工地、人流。自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之日起,鄧小平就一直關注著深圳這顆改革開放幼苗的成長。一晃5年過去了,深圳究竟是什麼樣子?成功不成功?對特區的種種指責、懷疑對不對?

坐在後麵一輛轎車中的深圳市委負責人,興奮之餘不免又有些緊張。小平同誌倡議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5年了,他們清楚在深圳發展的每一步都傾注了鄧小平的心血:1981年,國家處於國民經濟的調整期,拿不出錢來支持特區。鄧小平在這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語重心長地對廣東省的負責人說:“經濟特區要堅持原定方針,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於對國家經濟暫時困難的考慮。但是原定的方針不能變,特區要堅定不移地幹下去,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業區擬聘請外籍人士當企業經理,遭到一些人的責難。鄧小平得知這一情況,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請外國人當經理,這不是賣國。5年來,他們隻是照建設需要的做了。做得怎麼樣?這樣改革行嗎?這次,鄧小平是會肯定還是否定我們,他們心裏也沒有底。

汽車駛入桂園。一進門,鄧小平的外孫就嚷著:“外公,這兒好漂亮,在這兒照相。”

鄧小平招呼家人:“喂,喂,命令照相呢,好,照!”

“哢嚓”——鄧小平笑了。

下午3點,鄧小平在他下榻的迎賓館6號樓會議室,聽取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的工作彙報。

“開始吧。”鄧小平手裏拿著全體市委常委的名單說。

這時,梁湘站在特區規劃示意圖前,開始介紹深圳特區的自然環境,5年來引進外資、基本建設以及改革推進的情況。

梁湘說:辦特區後,執行了黨中央的政策,深圳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目前為止,共與外商簽訂協議2378項,協議投資118億港元,引進了15000多台(套)設備,其中不少是70年代的先進產品,新修建了上百間工廠,大膽地開始進行了人事、工資、體製等方麵的改革,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大大提高。幾年來特區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很快,特別是工業產值,1982年達到3億6千萬元,1983年達到7億2千萬元。

“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嘍?”鄧小平插話說。

梁湘說:“是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8年增長了10倍多。財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長了10倍,去年達到3億多。”

鄧小平滿意地點點頭。

彙報到這裏,梁湘提出深圳希望發行新貨幣。

聽到這裏,鄧小平關切地問:“對人民幣究竟影響有多大?”

梁湘說,深圳當前流通三種貨幣:人民幣、外彙券、港幣。估計農民手裏有一億港幣,事實上港幣占主要市場。

鄧小平問,發行一個貨幣對人民幣打擊程度怎樣?又問,土地收稅,是否與香港一樣?最近一個美國學者講:應收土地稅,否則以後吃大虧,你們研究一下。

鄧小平接著說:“核電站要搞。”“華裔朋友(指陳濟棠的兒子)提出在深圳辦一所大學,以美國的辦學方法,設管理係、電子專業,教員請外邊著名學者兼課,管理請華人當校長,規模大的很。”

梁湘說:“我們覺得,我們取得的成績是不少的,但問題同樣存在不少。尤其是離小平同誌對我們的希望相差甚遠……大家早就盼望您來看一看,今天總算盼到了。”

一時,整個會議室鴉雀無聲,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這位身材不高、但十分硬朗的老人身上。

鄧小平坐在沙發上一口一口地吸著煙……

“我們請鄧小平同誌經我們作指示!”梁湘再也憋不住了。

“你們講。我聽。”鄧小平說。接著他又說:“這地方正在發展中”,“你們講的我裝在腦殼裏,不發表意見。”

嘀嗒、嘀嗒……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大家都能聽得見窗外法國梧桐樹葉迎風搖曳發出的沙沙聲。

聽完彙報,鄧小平在省委、市委負責人的陪同下乘坐大型旅行車觀看市容。一路上,鄧小平望著窗外熱火朝天的建設工地,不停地向詢問這是什麼工地,那座高樓是準備用來幹什麼的。梁湘等人一一作答。

下午4時40分,鄧小平等乘車來到正在興建的羅湖商業區中剛剛竣工開業的國際商業大廈,忙於采購年貨的人發現了穿深灰色便服的鄧小平,喜出望外,熱烈鼓掌歡迎。鄧小平向他們揮揮手,並親切地向他們問好。

隨後,鄧小平乘電梯登上22層高的國商大廈的天台。當時,寒風呼嘯,氣溫下降到11攝氏度。80歲高齡的鄧小平全然不顧,興致勃勃地登上天台,沿著天台圍牆走了一圈,俯看深圳全景。在這裏近處的深圳全景,蜿蜒的深圳河,遠處隱藏在霧氣中的香港,盡收眼底。

國際商業大廈腳下兩平方公裏是正在建設中的羅湖新城區,在特區的規劃圖中,羅湖區將成為深圳特區未來的商業金融中心,也是香港新界跨進社會主義經濟特區的門檻。在這裏將大部分引進外資,興建198幢18至48層高的高樓大廈。在鄧小平的麵前,矗立著已經建成和正在建成施工的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群。電訊、供水、供電、供氣、防洪和汙水處理等設施初具規模。在這裏,鄧小平看到,一個現代化的新興城市正在崛起。

鄧小平順著這座高層大廈天台的圍牆,從東麵走到北麵,又從北麵走到西麵、南麵,時而憑欄遠眺,時而俯瞰近景,盡情地飽覽深圳特區的建設風貌。

這時,鄧小平的目光又落在馬路對麵正在施工的國貿大廈。這座後來被譽為“神州第一樓”、高53層的現代化建築,此時正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升騰。特區的建設者在國內率先采用大麵積滑模的先進施工工藝,在這兒創立了蜚聲中外的“深圳速度”。

此時,天色已近黃昏,天氣驟然轉涼,陣陣北風呼嘯。隨行人員中,有人取出一件大衣,鄧小平擺擺手,依然扶著欄杆,望著晚霞映照著的生機勃勃的特區。最後,他遠望南方的香港,陷入了深思……

過了很久,鄧小平對身旁的人說:“看見了,我都看清楚了。”

鄧小平一行從天台下來的時候,大廈門前已經聚集了一大批聞訊趕來的人群。看到鄧小平,人群中爆發出歡呼聲和掌聲,經久不息,直到鄧小平一行上車離開,人們才漸漸散去。

25日上午9時,鄧小平一行來到上步工業區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服務公司在深圳工貿中心的電腦工廠和電腦軟件廠參觀。這個公司是一家合資企業,建立於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從事電腦引進開發、推廣服務的電腦公司,主要生產微型電腦、電腦軟件和電腦外殼等。鄧小平一來,就被這裏有趣的電腦應用技術表演和工程師的生動介紹吸引住了,原定安排15分鍾的參觀時間,延長到整整40分鍾。

之後,鄧小平說,有一位美籍華人學者告訴我,美國搞電腦軟件編製的都是一批娃娃、學生,他還建議我們要積極培訓青少年哩!鄧小平望望大家,充滿信心地說:全中國有那麼多娃娃、學生,搞軟件是完全有條件的。電腦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10時30分,鄧小平來到富甲全省農村的深圳河畔的漁民村。聽說小平同誌要來,村黨支部書記吳柏森早早便來到村口等候。看見自已盼望已久的小平同誌終於來了,吳柏森高興得熱淚盈眶,立即迎上前扶住小平同誌說:“鄧伯伯好!歡迎您,歡迎您!”

漁民村是深圳特區幾年來迅速富裕起來的一個先進典型,他們利用與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優越地理條件,依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製定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政策,大力發展養魚業、運輸業和來料加工業。1979年人均收入達1900多元,居全省農村之冠。1981年,全村戶戶收入過萬元,成為深圳特區第一個萬元戶村。1982年35戶農戶全部住進了村裏統一新蓋的每幢車房一廳的雙層小樓。1983年又刷新紀錄,人均收達到5900多元。飲水思源,老支書一再向鄧小平表達自已對黨中央的感激之情,並高興地陪同鄧小平參觀了配有空調設備的文化館。接著他特意請鄧小平到他家做客,鄧小平欣然答應。

新春將至,吳柏森的家裏一派喜慶景象。陳設精致的廳裏,兩盆果實累累的金桔,增添了無限歡樂的氣氛。1983年2月胡耀邦到吳柏森家裏做客時,看到老吳穿著舊唐裝,腳踏涼鞋,曾對他說:“你也應當穿漂亮一點。”所以今天吳柏森特意穿上嶄新的呢大衣,皮鞋也叫老伴給擦得烏黑發亮。

吳柏森同鄧小平一起坐在客廳裏的沙發上,如數家珍地數著家裏的冰箱、彩電、洗衣機等新式家電用品。心裏異常激動,他說:“我們窮苦的漁民能過上今天這樣幸福的日子,真是過去做夢也沒想到,感謝鄧伯伯!是黨中央和您為我們製定了好政策!”

鄧小平說:“應該感謝黨中央。”

接著,鄧小平又一一地詢問吳柏森家裏幾口人,收入多少。吳柏森告訴他,這個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5900多元,戶戶是萬元戶。吳柏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

鄧小平聽後高興地對隨行人員說:“比我的工資還高呢!”

走出客廳,鄧小平參觀了老支書家裏的臥室,走進廚房,觀看了那全套不鏽鋼炊具、電子煤氣爐以及院子裏的各種花卉,並愉快地同老支書一起站在門口,讓攝影記者拍照留念。

當走出漁民村口時,梁湘問,像漁民村這樣的居住和生產水平,全國人民做到要多少年?

鄧小平說,大約需要100年。

梁湘說,不要多麼長吧?

鄧小平說,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紀末,再加50年。

後來,人們聽到鄧小平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紀中葉,使中全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回想鄧小平在漁民村說的“要50年”,那不正是下世紀中葉嗎?顯然,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醞釀的一個偉大的戰略目標,隻不過一向注重實際的鄧小平更重視從實際出發,從1979年起就開始從理論上、從實踐中論證這一偉大戰略目標的可行性,從1983年江浙之行對小康目標的論證,到這次的南巡,他無時無刻不在思考著這個宏偉的目標,他曾經說過:也許我們活不到下個世紀,但有責任提出下個世紀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