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了,我們準備與外商合資。”阮崇武回答說。

“你們準備找誰合作?”

“我們正在與日本、香港等外商談判,還準備引進一些設備。”

“這就是了。”鄧小平說道。

鄧小平還特別提到要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說,環境好了,這樣人家就來投資了。

關於上海的道路建設,阮崇武彙報說,我們準備搞五條高速公路,第一條已經開工,高速公路每公裏造價需要1千萬元。

鄧小平問:“就是在你們上海市的範圍內?你們上海的街道也窄。”

陳丕顯對上海市委的領導說:“你們要算一本賬,交通堵塞造成停車的損失,一樣影響資金的利用率,否則1千萬元1公裏要把別人嚇壞。”

說到上海的自來水改造工程,鄧小平提出了批評意見,說:“你們的水也不幹淨。”

在彙報到上海的高層建築的建設情況時,鄧小平連連表示:“要快一點。”

阮崇武在彙報中還談到了上海港口的一個情況,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

阮崇武說,1984年上海港口突破1億噸,但壓船罰款一年就達7千萬美元。

鄧小平說:“你們現在還罰款?港口條件差,要綜合利用。利用寧波、張家港這兩個港口。包玉剛說,如果在寧波建立這個寶鋼,成本要降低30%,一船可裝20多萬噸,你們一船隻裝幾萬噸。現在寧波我就委托包玉剛牽頭,把寧波發展起來。包給他,他投資5000萬美元,辦一個大學,還辦一個鋼鐵廠。”

當阮崇武說到上海外彙留成3億美元,實際需要進口原料就要8億美元,而進口原料後,我們生產的產品要供應全國時,鄧小平說:“提點價嘛。質量搞得好一點嘛!優質的提點價嘛。上海有這個本事,就是這麼個出路,沒有別的出路。高檔產品中立即解決了這個問題。盡可能搞好一點,還要奮鬥幾年。”

接著,汪道涵彙報說,上海現有四個機場,江灣、龍華機場已不能使用,影響了上海的發展。建議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上海市組織一個小組,對機場的整個發展搞一個計劃,鄧小平點頭同意說:“搞個計劃嘛!”

鄧小平還饒有興趣地問道上海和美國道格拉斯合作生產飛機的有關情況。

汪道涵說,現在空港分離,地方建立航空公司遇到了矛盾。鄧小平聽後表示,國務院要搞出一個方案來。

談到上海的馬路拓寬問題,鄧小平問道:“一個交通,一個通訊,這兩個東西你們幾年可以解決?

陳國棟回答說:“5年。”

“下一個10年能不能把這個關鍵問題解決了?”鄧小平說。

當汪道涵彙報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急需培養人才時,鄧小平說:“這種人,上海最容易上,搞點速成的學校,半年為期。上海人腦筋活。”

陳國棟說,要培養年輕人。

鄧小平表示讚同並說:“就是要年輕一點,老的當顧問,幫幫忙。他們有這個條件,一上來就能幹二三十年。老腦筋再強頂多能幹5年。”

陳國棟和胡立教在彙報中說,上海對翻兩番有信心,1990年有可能翻一番。鄧小平聽後極為興奮,他十分高興地說:“1990年辦得到?上海能辦到,全國肯定能辦到,別的地方都可以提前,因為它本來就低嘛。”

王震也插話說:“其它省市基數低。”

隨後,胡立教彙報了上海的治安情況。

陳丕顯說,一年半以來通過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使得治安情況有了好轉。

說到這裏,鄧小平接過話題,說:“真正的治安好轉,是800美金,翻兩番。真正好轉是那個時候。但是你不壓這股風啊,它發展得可快哩,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培養了一批人出來。”

聽了上海市委領導的彙報,鄧小平更加了解了上海,在他的心裏,上海是他運籌已久就要投放在改革開放大格局的一枚棋子。

2月13日晚,鄧小平同王震一起離開上海前往廣州。

2月19日是農曆除夕,下午6時55分,鄧小平在王震、鄧穎超等人陪同下來到廣州白天鵝賓館同廣東省、廣州軍區的負責同誌以及各界群眾六百多人一起參加廣東省春節聯歡會。

2月23日,也就是農曆大年初四,鄧小平在白天鵝賓館接見了霍英東和他的兒子霍震霆夫婦,並和他們共進晚餐。

霍英東,香港著名愛國人士,和鄧小平相識已久。早在1964年國慶15周年時,他作為港澳地區觀禮團的成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國宴上,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1977年7月26日他率領香港足球隊來北京參加亞非拉國際足球邀請賽時,鄧小平又接見了他。說來也巧,這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第一次公開露麵。改革開放以後,霍英東積極支持內地的建設。最早到內地投資,1980年在廣東中山投資建設了中山溫泉賓館;1983年在廣州建成白天鵝賓館。白天鵝賓館開業後,一些做法遭到了非議,但鄧小平對他表示了支持。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時在中山就住在溫泉賓館,也就是在這一次他在參觀白天鵝賓館時肯定說:“白天鵝好。”回到北京後,他在一些會上也多次肯定了白天鵝的經營管理經驗。

這次鄧小平專門會見並宴請霍英東,除了鼓勵霍英東繼續為改革開放出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霍英東是廣東人,比較熟悉珠江三角洲的情況,他想聽聽霍英東對開放珠江三角洲的意見。

席間,鄧小平多次提到了“3個三角洲”的開放問題。。

這個問題在1985年的年初中央就提出來了。

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國務委員穀牧回憶說:“到了1984年年底,根據沿海14個城市開放的進展,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誌研究進一步擴展沿海開放地區。即把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市、縣,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比照實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以擴大出口貿易為導向,發展工農業生產,繁榮經濟。參與醞釀決策的領導同誌認為,管兩個地區有較好的工業加工技術基礎,鄉鎮企業發達,農業商品率高,實行開放後,加上擴展外貿、利用外資的牽動,將會促進改革,加快經濟發展,先行富庶起來,成為沿海開放城市依托的堅強腹地。這樣做十分有利可行。從這兩個三角洲取得經驗後,可在適當時機擴大到北方的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

“在研究此事的過程中,1985年1月4日,應小平同誌之召,我前往彙報。我先向他講了沿海14個城市開放8個多月來的主要進展情況,小平同誌聽了之後說,看起來大有希望。接著又談到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開放問題,他說,這很好嘛!沿海連成一片了。這時,我把在國務院討論時我提的一項建議,向小平同誌作了彙報,即把條件與上述兩個三角洲大致差不多的福建南部的廈門、漳州、泉州一帶的沿海市、縣也列為沿海經濟開放區。我說,這既有利於福建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又有利於加強對台工作。小平同誌說:好嘛,再加上閩南‘三角洲’!

“開放珠江、長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這件事,中央、國務院讓我組織有關部門和地區擬訂具體政策措施,進行部署和貫徹。我於1985年1月14日到16日,先約請有關地區一些熟悉情況、有政策水平和思考能力的同誌,開了小型調查會,共同理出了政策構架,向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常務會議作了彙報,得到讚同。1月25日至31日,受中央和國務院的委托,我在北京召開珠江、長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經過討論,形成了《會議紀要》。2月18日,中央、國務院以中發【1985】3號文件批發全國。在對外開放進程中,繼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之後,又產生了沿海經濟開放區這個新的開放層次,有59個市、縣納入了這一序列。”

霍英東後來說:“這次聽了小平先生的談話,使我進一步開闊了眼界,從改革開放的全局進一步認識到珠江三角洲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經濟地位。我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近年來集中個人的力量投資開發番禺南沙,以此建設番禺、連結香港,支持珠江三角洲及廣東的經濟發展”。

鄧小平的這次江蘇、上海、廣東之行,實際上就是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的開放密切聯係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