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的政治思想，不同的環境和情況下也表述為仁治、德治和禮治。“人治”與“法治”相對立。儒家認為當政者的賢明為治理國家的關鍵。孔子提倡人治，認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當政者做到以身作則、賢明端正，就能使國家政治清明，社會得到治理。由此，孔子主張“舉賢才”和“學而優則仕”，以期實現賢人為邦的仁德之治。《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認為國家政治的興衰，取決於統治者是否賢明。人治的主張重在強調統治者應以身作則，以及修身、任賢的必要，突出政治中的個體道德人格的作用，以為具有其決定意義。
儒家的“人治”從倫理的層麵講衍化為德治。儒家要求統治階級以道德教化而非嚴刑峻法來維持統治，服懾人心。《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政與刑隻能使人不敢犯罪，而德與禮則能使人知恥歸心。《孟子·盡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要求統治者修己愛人，使民以時，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並施之以孝悌禮義教化，從而使家齊國治天下平。
儒家的“人治”從製度的層麵講衍化為禮治。儒家自孔子起即提倡禮治，認為用政和刑治國不如用德和禮治國。要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及民眾都要遵守貴族等級製度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統治者以“禮”節治人的情欲，約束人的行為，使人安於名位，維護貴族等級秩序。各司其位，不得僭越。孔子麵對當時“禮樂崩壞”的社會政治局勢，大力倡言“禮治”，認為：“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要求人們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儒家後學認為：“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主張用禮來調節人的情欲，“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而及之”（《禮記·檀弓》），使之合於中道。“禮治”是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內容。儒家強調“禮治”，但也兼采“法治”。孔子主張“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謂寬猛相濟，實即禮法並用。禮法結合，“外儒內法”成為曆代統治階級的一貫統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