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韓卷 韓非子是講法治的 （三）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韓非的悲劇經曆，可以給人生以許多啟示，頗能說明人在受到挫折、受到打擊後如何麵對現實，實現自我。
1949年12月，毛澤東離京北上，訪問蘇聯。在列車上同翻譯師哲談話，師哲是陝西韓城人，是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同鄉。毛澤東對司馬遷被漢武帝施以宮刑，表現出無限的惋惜和同情。
師哲說：“司馬遷也確實稱得上一代人傑，身心蒙受了那麼大的屈辱，居然能潛心著書，寫出了‘無韻之離騷，千古之絕唱’的《史記》！”
經典古籍爛熟於胸的毛澤東連連點頭，隨口背誦出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在這裏，與其說司馬遷是在感歎厄運對人精神世界的砥礪，不如說是在抒發自己的一種情懷，一腔抱負！”盛巽昌等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頁）
毛澤東背誦司馬遷《報任安書》中這段話，就包括“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的典故。相傳《韓非子》是他囚禁於秦國監獄時所撰著，毛澤東對此頗有感觸。
後來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所做的報告中，講到幹部應當如何對待錯誤處理時，再次援引了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關於“發憤著書”的一段話。他說：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不能調到別的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此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們去解決吧，但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做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他們的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仲尼，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錯誤處理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8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