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難》《孤憤》是韓非的代表作。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僅舉《說難》作為韓非的代表作。
《說難》為《韓非子》第四卷第十二篇。
“說（shuì）難”，意思是講遊說的艱難不易。我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侯國君主爭相羅致人才。於是，有一種學者專門用自己的言辭，勸說別人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這種工作就叫作“說”；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便被稱為“說客”；遊說的對象便是各國君主。此一時期遊說之風盛行。一旦遊說成功，這些說客便飛黃騰達，富貴至極，如蘇秦以連橫說秦而成為秦國宰相，張儀以合縱遊說天下，身披六國相印，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說難》是韓非入秦以前在韓國撰著的。此文思想是當時韓國內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的產物。“（韓）非見韓之削弱，數次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屢次上書進說韓王，而韓王不用。《說難》即韓非根據謀臣策士的遊說教訓和自身的體會所寫成的遊說總結。《說難》反映了韓非為了達到“聽用而振世”的目的，針對韓國諫說情況，詳細分析了法術之士陳述意見的困難，提出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采用不同的陳述方法。韓非認為在艱險的環境下，法術之士要研究諫說的策略。《說難》就是韓非給法術之士提供的諫說藝術，是從法術之士立場上對韓國乃至更廣大政治集團政治鬥爭經驗的一個總結。
這種遊說工作確實不容易，韓非的《說難》就是論述遊說不易的。文中列舉遊說人君的種種困難、種種危險，想出對付這些困難的手段，在於了解人君的心理，迎合人主的意旨，取得對自己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前，不惜卑躬屈節；取得信任之後，便可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法術之士和遊說之士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所揣摩出來的一套進身術，既積極進取又卑鄙幸進。從道德本質上來看，同當時的“重人”“奸臣”很相似。這代表當時法家的積極進取而又卑鄙幸進的兩麵作風。
《說難》在寫法上，前半篇意思表達得相當曲折，措辭閃爍，文意隱晦，比較難懂。但全篇能切中要害，鋒芒犀利，尤其對人主內心世界的揣摩和揭示，使文章闡述精湛，辟肌入理，代表著韓非風格的重要方麵。
司馬遷說：“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又說：“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司馬遷說韓非明知遊說之難之險，而終被害於遊說，悲夫！悲哉！
《孤憤》為《韓非子》第四卷第十一篇，是韓非的另一篇重要著作。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孤憤》等文章改變了韓非的人生軌跡，這位韓國公子、思想家因此受到威震華夏的秦王（即後來之秦始皇）的重視和青睞，被迫成為韓國“使秦”外交官，實際秦王要利用他為兼並統一戰爭服務。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出了《孤憤》等文章的寫作動機：“（韓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司馬貞《史記索引》則說：“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所以，“孤憤”就是孤獨與憤慨，是因孤高嫉俗而產生的一種憤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