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的命題，是建立在對晉文公爭霸戰爭經驗正確認識基礎上的新的軍事理論思維成果。《左傳》記載的晉軍與楚軍的城濮之戰，晉國君臣“用詐”的地方確實不少：比如進攻曹國和衛國，以牽動圍攻宋國的楚軍；暗中允許曹、衛複國，促使兩國與楚絕交；扣押楚軍使節宛春以激怒楚將子玉，使其急躁冒進；借口“報施”，主動退避三舍，誘使楚軍進入自己的伏兵陣地；戰鬥中用虎皮蒙著駕車轅馬，以驚恐楚軍；等等。應該說，“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即兵不厭詐）的軍事原則，正是這些軍事實踐的產物。因此，它在軍事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從軍事思想史上看，三代以來的戰爭指導觀念是尊禮行仁，守信不欺，所謂“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所謂“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司馬法·仁本》），如《漢書·藝文誌·兵書略》指出的那樣：“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到了爭霸戰爭如火如荼的春秋時期，傳統的戰爭指導觀念已大部分不適應兼並戰爭和爭霸戰爭的需要。因此，無情地受到了挑戰。這導致了軍事領導者、戰爭指導者之間的思想鬥爭。公元前638年，宋楚泓水之戰，宋國大司馬子魚主張待楚軍“半渡而擊”，宋襄公則主張“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保守僵化的軍事思想導致“宋師敗績”。子魚批判了宋襄公保守的軍事觀念，他說：“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讚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又說：“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誌，鼓儳可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子魚主張利用險隘地理條件或地形環境打擊敵人，主張攻擊沒有列陣的敵軍，無疑是軍事思想的新收獲。六年後，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前，又發生了狐偃與雍季的爭論。在新舊軍事思想雜陳時期，晉文公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沒有像宋襄公那樣犯教條主義的錯誤，而是適應新形勢，區分平時與戰時、治國與用兵的不同情況，在戰時“用舅犯之言”以詐術勝楚。
狐偃“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的軍事謀略，啟發了其後近百年出現的大兵學家孫武子的軍事思想（孫武約與孔子同時）。《孫子兵法·計篇》說：“兵者，詭道也。”《軍爭篇》又說：“兵以詐立。”唐代李筌注解：“軍不厭詐。”《北齊書·司馬子如傳》也有：“事貴應機，兵不厭詐。”長期以來，“兵不厭詐”成為用兵打仗、迷惑敵人的基本方法，為曆代軍事家所信奉和運用。
毛澤東讓“兵不厭詐”這條形成於春秋時期、被韓非記載流傳下來的用兵指導原則，在革命戰爭和民族自衛戰爭中發揮了詭詐勝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