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通過把傳統倫理愛人融入愛己之中，把利他熔鑄於利己之中，把對他人和社會的義務轉換成對自己的義務，把群體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從外部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全部收斂進個體人格的內部結構中去，從而使自己的利己主義成為涵蓋利他主義、利群主義的真正的利己主義或“精神之個人主義”。這樣，青年毛澤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就以一種奇妙的邏輯把理性與情欲、利己與利他、小我與大我、實現自我與變化民質統一結合起來，具有了全新的含義與性質。（參見魏英敏主編：《毛澤東倫理思想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1頁。）
毛澤東倡導“精神之個人主義”，以尋求“自我實現”的思想，也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毛澤東在闡述“自我實現”說時，參閱了《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一文。因此，他在《批語》中特意注明了“參見梁啟超利己心三種”等語。按梁氏在文中強調“人類隻有愛己心目”。他將“愛己心”劃分為“純乎的愛己心”與“變相的愛己心”兩種。“變相的愛己心”即是“愛他心”，又可做出“自然的愛他心”與“人為的愛他心”“感情的愛他心”“智略的愛他心”等種種劃分。“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纏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且教育日進，則人之感情愈擴其範圍。昔之以同室之苦樂為苦樂者，浸假而以同國同類之苦樂為苦樂，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眾生之苦樂為苦樂。”總歸一句話，他把愛他、愛群、為國家、為人類的一切高尚行為都看成是某種“變相的愛己心”。
從這種溝通“利己”“利他”的論點出發，毛澤東又在《〈倫理學原理〉批語》中寫道：
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表同情於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有此種愛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於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釋迦、墨翟皆所以達其個人之正鵠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3頁）
墨翟和釋迦“個人之正鵠”，即墨家和佛教“自我實現”之目的。
毛澤東這段批語是說，一切道德行為都是為了“實現自我”。為他人謀幸福，表同情於他人，表麵看來，是“愛人之心”的表現。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實現自我”；墨子講“兼愛”，佛家講“普度眾生”，也都是為了“實現自我”。
“精神之個人主義”以滿足精神方麵的需要為主旨，所以它可以把“利己”與“利他”統一起來。“利己”是核心，“利他”是條件。唯其能夠“利他”，“利己”才擺脫了粗俗的對物欲的追求，而上升為“精神之個人主義”。在這裏，“利己”並不是追求個人的物欲的滿足，而重在“利情與意”，即重在滿足精神方麵的需要。毛澤東還在《講堂錄》中寫道：“樂利者，人所共也。惟聖人不喜軀殼之樂利（即世俗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故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1頁）這可以作為“精神之個人主義”的最好詮釋。
從總體上說，青年毛澤東把互助、同情、“愛人之心”“利他之心”都理解為“精神之個人主義”，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自我”。這樣一來，青年毛澤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就把“實現自我”和“變化民質”，把“個性解放”和救國救民的要求統一起來了。這恰恰反映了“五四”前期許多先驅思想家在倫理思想方麵的一個共同點。
青年毛澤東在構建自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倫理觀時，得到了墨子“兼愛”思想的啟迪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