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卷 找出了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三）
找出了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毛澤東對《墨子》一書的深度解讀，還是他到延安後建構自己哲學思想體係的時候。具體時間在1939年上半年。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說：
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頁）
其實，毛澤東早在1937年寫作《矛盾論》和《實踐論》時，就十分關注中國古代傳統哲學。
大約1938年的一個偶然契機，毛澤東了解到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周秦諸子課，而毛澤東本來就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他們之間有了共同的話題，開始交流。
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這些課，陳伯達過去在北平講過，如今加了些新的內容、新的見解。很快的，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頭麵人物，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於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給毛澤東送去，請求指正。
這時的毛澤東在相對安定的延安窯洞裏，不斷著述，正處於一生的著作高峰期，他非常勤勉，思維活躍，正在探索著一係列的理論問題。陳伯達的《墨子哲學思想》引起毛澤東很大興趣。他很細致地讀完，親筆給陳伯達複了一信。毛澤東的書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這次破例，給陳伯達寫了很長的複信，全文如下：
伯達同誌：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引者注：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一）題目
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誌氣”，誌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隻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不是在那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裏有幾點意見：（1）是在做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3）“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並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展”。（4）至於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麵，不向任何一方麵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中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麵，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麵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麵，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麵，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子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麵之一方麵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六）“半，端”問題
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問題。（《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