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致陳伯達的信函，所以寫得如此之長，是因為陳伯達所論述的墨子哲學，也正是毛澤東思索的熱點。正因為這樣，看了陳伯達的文章，毛澤東隨手寫下這樣的學術性的長信，與他進行詳細的討論。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和話題。陳伯達修改後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發表在延安的《解放》雜誌第82、102、104期上。
《致陳伯達》這封信，分為兩部分：信的主體部分稱讚陳的研究是“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信的附件部分“寫在另紙”，是對陳文的“幾點個別的意見”，毛澤東自謙地表示“沒有研究的根據”，實際上毛澤東的見解明顯比陳伯達高出一籌。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是中國的赫拉克利特，這是毛澤東依據陳文得出的新結論。赫拉克利特（約前540—約前480）比孔子略晚，比墨子早些，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愛非斯學派的創始人。是小亞細亞西岸希臘殖民城邦愛非斯人。出身王室貴族，本應繼承王位，但卻把王位讓給了自己的兄弟。鄙視世俗生活，隱居神廟山林。認為“火”是萬物的本原，萬物按一定規律由火產生，又複歸於火，“這個世界對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創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是一團永恒的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分寸上熄滅。”提出“一切皆流，無物常住”的觀點，認為世界萬物都在永遠不停地變化著，猶如川流不息的河水。“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我們既存在又不存在”。他用許多生動的事例描繪了世界運動、變化的總畫麵。恩格斯指出，“這個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23頁）。猜測到任何事物都包含著彼此依存、相互轉化的兩個對立麵，事物變化的原因是對立麵的鬥爭。認為“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冷變熱，熱變冷，濕變幹，幹變濕”；戰爭“使一些人成為神，使一些人成為人，使一些人成為奴隸，使一些人成為自由人”。“一切都是通過鬥爭和必然性而產生的”。並把這個萬物運動變化的規律，稱為“邏各斯”。列寧對赫拉克利特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稱他是“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中國墨子與古希臘赫拉克利特，幾乎生活在同一年代，哲學特征相似相近。墨子哲學思想中關於認識論的思想，關於宇宙事物是變動不居的觀念，關於名實、同異、義利、半端等關係的討論，也是極富古代唯物辯證思維特點的，是極其深刻的思想。由此可知，墨子不愧為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信的附件部分共提出六條修改意見。其一是文章的“題目”。從寫作技巧的角度說，陳伯達的題目中性一些，傾向不鮮明，而毛澤東的題目把墨子哲學的實質點出來，更醒目抓人。如果從思想性的角度看，改題突出了“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這個新判斷，對墨子哲學如此評價前所未有。這實質是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察問題，研究墨子和墨學，得出的新結論。正因為墨子不愧為中國的赫拉克利特，正因為墨子思想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性質，所以毛澤東才建議陳伯達把文章題目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改為“墨子的唯物哲學”。
修改意見之三是文字表述問題，隻要明確就可以了。這樣，附件中修改意見的（二）（四）（五）（六），都是毛澤東細察詳論切磋琢磨墨子哲學觀點了。例如事物的質與屬性的問題、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問題、中庸的問題、“半，端”的問題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修改意見其（二），是事物的質與屬性問題。這是陳文談到墨子“名實”命題時涉及的。陳文認為，“實”既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體的“質”，又具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麵的，和從各方麵表現出來的一定的具體的屬性，質和屬性就是事物（實）區別於他物的東西。毛澤東覺得這種論述還不夠，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觀點：“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毛澤東認為質與屬性的區別，就在於質是根本的，屬性是非根本的。這是因為“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陳文沒有把質與屬性區別開。就陳文中所說的“實：其誌氣之見”的觀點，毛澤東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認為“誌氣”並不是一個東西，“誌似是指事物的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舉此例意在說明，不能把質與屬性混為一談。
修改意見其（四），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問題。毛澤東認為陳文中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所謂必然性，就是“物之所以然”，而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表現形態”。毛澤東說，“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陳文中所表達的“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的觀點是對的，因為它說明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正確關係。毛澤東認為，有了這個必然性，即使沒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也會發生別的什麼起義。這就是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毛澤東說：“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陳文表達的“不是在那最恰當的時機（指十月十日）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的觀點，毛澤東認為是對的，但是毛澤東又補充說：“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毛澤東的補充，意在說明，必然性一定要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不表現出來是不行的。這就是“必然性”之所以稱為必然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