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論證“任何一個階級都是好大喜功的”觀點時，舉出大禹、孔子和墨子三人的例子，而墨子好大喜功的表現是“突不得黔”。1939年，毛澤東是同時點到禹、孔、墨三人，這次又是同時點到這三位古人。
墨子“突不得黔”這話，出自成語典故“孔席墨突”。孔，指孔丘；席，座席。墨，指墨翟；突，灶突，即煙囪。意思是說孔子、墨子周遊列國，奔走道路，四處遊說，諸侯莫用，所居座席未暖，灶突未黑，即已離去投奔他處。形容忙於世事，各處奔波，急於事功。語本漢班固《答賓戲》：“是以聖哲之治，棲棲惶惶，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淮南子·修務訓》則載稱：“孔子無黔突，墨於無暖席。”孔墨事跡顛倒錯位。唐李吉甫《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說法與班固同。
“突不得黔”是形容墨子棲棲遑遑，周遊列國，到一處連煙囪也不及熏黑，不能久留，就急忙奔下一站。
毛澤東反駁“好大喜功”批評的這些話，抽象地講，無可厚非。問題在於毛澤東的“好大喜功”脫離了中國實際，雖然不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卻是一種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尤其是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頭腦發熱的結果是走向反麵，緊接著就是三年困難時期，給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巨大損失。這是沉痛的教訓！
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時曾指出：在勝利麵前，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麵性，犯了錯誤。但毛澤東未能吸取斯大林的這一教訓。他過於自信了，不謹慎了，總以為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是可以實現的。他本人自然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驕傲情緒在滋長，但黨內外一些感覺敏銳的人卻在1957年前後就有所覺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勝利之時召開的。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在為毛澤東代擬的中共八大開幕詞中說：
“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在八大的講壇上發出的這一番話應當說是很及時的，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鼓掌。但是，“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一真理雖然在一般的黨員和群眾的頭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毛澤東的頭腦中似乎沒有留下多少印記，他沒有意識到這一真理在取得偉大勝利之時的意義。
“成績有兩重性，成績能夠鼓勵人，同時會使人驕傲”。作為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雖然能認識到成績具有兩重性，但他本人並沒有因此而避免成績帶來的消極作用。由於一連串的偉大勝利而滋長起來的驕傲自滿，是他發動“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等錯誤運動的重要思想原因。
把墨子“突不得黔”解釋為“急功近利”，雖然不能說是曲解墨子，但是用墨子“突不得黔”證明不接受“好大喜功”批評則顯然是不正確的。毛澤東把“好大喜功”分為兩種：“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與“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同時承認“主觀主義也是有的”，那麼就應該冷靜地分析一下，自己的“好大喜功”是哪一種，不可輕易肯定是“正確的”一種，結果真的成了“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自信成了盲目的自信，功也被過取而代之。
不過，這不妨礙墨子在毛澤東的思想視野裏，還是一位忙忙碌碌急於事功的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