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卷 找出了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九）
曹雪芹近墨思想及後期世界觀變化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看過“曹學”專家吳恩裕發現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研究文章後，曾經評論曹雪芹近墨思想反映了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變化。
對曹雪芹生平文獻史料發掘頗有貢獻的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在1973年第二期《文物》雜誌上發表了長篇考證文章《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新發現》（以下簡稱“吳文”）。文中說的“曹雪芹的佚著”是指《廢藝齋集稿》，文中說的“傳記材料”是指《南鷂北鳶考工誌》的附錄，即曹雪芹友人敦敏所作的《瓶湖懋齋記盛》。
據吳文介紹，《廢藝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大約1943年，“抄存者”（按：後來知道為孔祥澤先生）在北平北華美術專門學校學習繪畫和雕塑。日籍教師高見嘉十與其合作編印一本風箏圖譜。在收集資料期間，高見嘉十從一個日本商人金田氏處借到一部手稿，即《廢藝齋集稿》，全部共八冊，錦套，供“抄存者”抄摹近一個月。
《廢藝齋集稿》共八冊：第一冊是講怎樣刻圖章的，題為“蔽芾館鑒印章金石集”；第二冊是講紮製風箏的，題為“南鷂北鳶考工誌”；第三冊講編織工藝；第四冊講脫胎（即雕塑）手藝；第五冊講織補；第六冊講印染；第七冊講雕刻竹製器皿和扇股；第八冊講烹調。
《南鷂北鳶考工誌》是這批新材料中的重點，內容是講紮、糊、繪、放風箏的，其中有各式風箏的彩圖，有用詩的形式寫的紮、繪風箏的歌訣。首有曹雪芹自序，次為董邦達序。曹雪芹自序作於乾隆二十二年，序中敘述了自己幫助殘疾人於叔度以藝自養，並由此引起著作《南鷂北鳶考工誌》的經曆：
於叔度，名景廉，江寧人，從征傷足，旅居京師，家口繁多，生計艱難，鬻畫為業，是曹雪芹的“故人”。幾年前的某年年關，於家無米三日，告貸無門，迂道來訪。此時曹家也“困憊久矣”，雖傾囊以助，也無補於事。於叔度善製風箏，又知道大戶人家公子購風箏一擲數十金。曹雪芹與他商量脫離困境之術，就從製風箏開始。正好雪芹身邊竹紙皆備，即為老於紮風箏數隻。不想三五風箏，竟獲重酬，使老於足可贍家自給。因此老於時時敦促雪芹譜定風箏新樣，觸發雪芹悲憫情懷，於是援筆述此《南鷂北鳶考工誌》。
《瓶湖懋齋記盛》是《南鷂北鳶考工誌》的附錄，記述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臘月二十四日，曹雪芹在敦敏的槐園同董邦達、過子和、端雋、於叔度等人聚會，並記與會人等談話、賞畫、製酒、做菜等詳情細事，多是前所未見雪芹傳記材料，其中又有雪芹幫助白媼老婆婆活命度日的故事。《記盛》載，敦敏到北京西郊白家疃拜訪曹雪芹，值雪芹到友人家去了，白老婆婆接待敦敏：
時白媼煨芋以餉，並緬述徙此經過。初，媼有一子，繈褓失怙。夫家無恒產，依十指為人做嫁衣。兒已弱冠，竟染疫死。[彼遂]傭於大姓，不複有家矣。去冬哭損雙目，[乃致]被辭，暫依其甥。既[無]醫藥，又乏生資，巨瀕絕境。適遇雪芹過其甥處，[助以]藥石，今春能視物矣。因聞雪芹又[將遠]徙，媼[乃挽]人[告之]：顧以其[塋]側之[樹]，供[雪芹]築[室]。[其]工既竣，[雪芹]以一室安白媼。[媼]且泣且言，複雲：“雪芹初移此間，每有人自京城來[求]畫。以是，裏中巨室，亦多求購者。雪芹固貧，饔飧有時不繼，然非其人雖重酬不應也。橐有餘資，常[濟]孤寡。老身若不遇雪芹，豈望存活至今也！”
幫助於叔度和白媼兩則很有內涵的故事，最能反映遷居西山時期曹雪芹的思想情懷和精神風貌。
吳恩裕這篇“考曹”文章，1972年11月作於北京沙灘。他在1973年3月寫的《校後附記》中提到：本文排好後，“抄存者”（孔祥澤）又送來一張講風箏理論的殘頁，上麵有曹雪芹很重要的一段話：
觀夫史籍所載，風鳶之由來久矣，可征者實寡，非所詳也；唯墨子作木鳶，三年而飛之說，或無疑焉。蓋將用之負人載物，超險阻而飛達，越川澤而空遞，所以輔輿馬之不能，補舟楫之不逮者也。揆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無所傳。
這就是通常所謂“通論風箏曆史的一篇文字”。吳恩裕由此評論到：“由這短短的一段話，可知雪芹對先秦諸子涉獵亦廣。尤其是他稱墨翟為‘夫子’，也似可從側麵窺測他對儒家的態度。”（吳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新發現》，《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78—279頁）
吳先生的思想是極其敏銳的。他從有限的材料中，一下子捕捉到曹雪芹與先秦諸子的思想聯係，並總結出新的認識，傳達了一條極其重要的思想信息：晚年的曹雪芹思想近墨反儒。
從思想史的角度說，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曹雪芹講了墨學的四個方麵：
第一，雖然風箏（風鳶）製作由來已久，史籍可征者實寡，記載更不詳細。兩千年前墨家三年時間發明製作的“木鳶”，可說沒有疑問。這等於把墨子論定為風鳶製作的祖師和發明家。吳先生後有《曹雪芹談飛鳶之起源》一文，考證頗詳，見《曹雪芹佚著淺探》第22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文長不錄，有興趣者可找來翻閱。
第二，描述了木鳶的功能：負人載物，超險越澤，輔輿馬之不能，補舟楫之不逮。雖然略有想象誇飾成分，但其基本用途作用說得不錯。
第三，墨子製作木鳶的“初衷”是“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利人”之“人”乃指社會底層之小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人”與“暴”對舉，“暴”指殘暴的上層統治者，或暴力侵奪者。“殆欲利人，非以助暴”這八個字，抓住了墨學精髓。《莊子·天下》闡述墨子的救世精神：“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泛愛兼利而非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泛愛兼利而非鬥”可說是墨學主題。墨家發明製作的宗旨“利人”“非暴”本乎此。
第四，“夫子”墨翟主張“非攻”，所以墨學沒有傳下來。因為“非攻”有利於弱勢群體休養生息，而不利於暴力集團的侵犯掠奪，故墨家之“法”中歇無傳。本文後麵還要詳議此事。
這四點構成了曹雪芹新的墨學觀，這被吳恩裕先生概括為“曹雪芹近墨思想”。
（請注意：1973年年初，吳先生的觀點隻是說曹雪芹稱墨翟為“夫子”，也可從“側麵”窺測他對儒家的態度。這隻能概括為重墨輕儒；但是1973年年底“評法批儒”運動興起，吳先生受時風影響，1974年5月的文章中使用了曹雪芹“近墨反儒”的提法）。
1973年第2期《文物》雜誌發行後，吳文立即引起國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各種議論紛至遝來。一向對文史感興趣的毛澤東在1973年5月份以後，幾次提到此事，說出了有他思想個性和語言個性的評論。
當時，毛澤東對吳文的評論，沒有公開發表。隻是傳達到與之相關的人員當中，主要是部分紅學家和文化宣傳部門領導，以便宣傳時內部掌握。2008年年底，筆者寫作的《毛澤東讀紅樓夢》一書還沒有付印（2009年出版），一位資深紅學家對這項工作給予了熱情關懷和無私援助。這位先生將自己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抄錄的一批“毛澤東談紅樓夢”資料卡片，贈給筆者參考研究。
資料卡片用“Ax”標式順序編排，其中“A19”—“A22”四條涉及吳文。有毛澤東的評論三條：
A21：最近吳恩裕在《文物》上發表一篇關於曹雪芹的文章，大家可以找來看一看。曹雪芹還不錯吆，自己紮糊風箏，為窮人著想吆。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3年5月。
A19：毛主席最近說：如果這個材料（抄存者原注：指《文物》1973年第二期上刊登吳恩裕同誌《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屬實的話，說明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有變化。南方的大城市生活，是曹雪芹思想來源之一。
——1973年11月6日李希凡同誌轉達吳恩裕同誌。
A22：毛主席在1954年以後，不止一次地講過，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是有很大變化的。但是由於生活在南方工商業比較發展的城市裏，又生長在一個貴族家庭，因此不可能抓住當時社會的根本矛盾——農民和地主的矛盾來寫，這是他的局限。
——胡繩、袁水拍給李希凡的信，1973年11月。
關於毛澤東此次評曹論紅談話的傳播、影響與真實性，我們可以考證出來。
毛澤東對吳文的評論雖然隻傳達給相關人員內部掌握，也還是很快在文化界、學術界、紅學界引起了連鎖反應：
那時的全國“與論總管”姚文元，利用他認為有利的時機，適時宣講並加進自己的“理解”。資料卡片中有一條是姚文元的談話摘要：
A20:如果這個材料是真的話，很重要。可以看出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有很大變化，是受墨家思想影響的。
——姚文元同誌在談到《文物》上刊登的《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時談話，1973年7月。
為保持文獻曆史原貌，這裏對姚文元的“同誌”稱謂照原樣保留。這個稱謂告訴我們：這些資料卡片的抄錄時間下限至晚在粉碎“四人幫”以前。而此條資料排序為“A20”，夾在毛澤東的三條指示中間，這不僅表明資料的抄錄順序和時間，而且表明當時人們的潛意識裏是把毛澤東的談話與姚文元的談話都看成與吳文有關，是對晚年曹雪芹世界觀變化的評論。
劉夢溪先生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6年11月，在公開發表的批判文章中披露了姚文元另外兩次相關“指示”：
姚文元看了佚稿（指《廢藝齋集稿》——引者注）以後，獨出心裁地說什麼“曹雪芹思想是近墨的”……姚文元向上海的餘黨發出了一條黑指示：“墨子的階級屬性有問題”，他反映“沒落中小奴隸主階級利益”，是“經驗主義的代表”，等等，要求他們的黨羽“做大量的說服工作”，使理論工作者接受他們的觀點。（劉夢溪：《透視姚文元的“紅學”（1976年11月）》，《文藝論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131頁）
姚文元的“談話”或“指示”，前麵是轉述毛澤東的意見，後麵是他自己的“發明”。尤其他斷定墨子是“經驗主義的代表”，則不是吳文的思想，與毛澤東的評曹觀點也毫無聯係。經曆過“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四人幫”批“經驗主義”意在打倒有工作經驗的老幹部，這已經不是在評價曹雪芹，也不是在討論學術。但是，姚文元談曹雪芹思想近墨，談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有很大變化，則證明了毛澤東評論吳文的客觀存在和真實性。
茅盾先生讀了《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對《廢藝齋集稿》和《瓶湖懋齋記盛》的文獻價值，對曹雪芹的身世經曆，都有評論。他賦贈吳恩裕七律一首：
浩氣真傳耀晚年，曹侯身世展新篇。
自稱廢藝非謙遜，鄙薄時文空纖妍。
莫怪愛憎今異昔，隻緣頓悟後勝前。
懋齋記盛雖殘缺，已證人生觀變遷。
讀吳恩裕同誌近作《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賦呈
恩裕同誌哂正茅盾七三年十二月
（《北京文史資料》第五十一輯第88頁茅盾墨跡插頁，轉引自吳季鬆：《我的父親吳恩裕教授》，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版，前插頁）
茅公此詩可證，他寫此詩時已經知道毛澤東評曹觀點的內容。通篇都在講“曹侯”世界觀變化。“晚年”“愛憎今異昔”“頓悟後勝前”等用語，幾乎可說是對毛澤東評論的詩化闡釋。茅公此詩結句“已證人生觀變遷”，從律詩創作技巧角度說，未免構語設詞太直白；而從表意角度說，實際上表達了作者意在揭破主旨，與毛澤東的評論相呼應。以當時人們的心態來理解，這是“點睛”之筆。
資料卡片“A19”的記載表明，毛澤東關於“曹雪芹後期世界觀變化”的評論，“1973年11月6日李希凡同誌轉達吳恩裕同誌”。此時，李希凡先生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寫完《紅樓夢前言》（1972），後收入《四部古典小說評論》（1973）。而1974年《紅樓夢前言》修改版中則引用了吳文披露的材料：
據吳恩裕同誌的近著《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中講，曹雪芹的晚年，雖然已經貧困到“饔飧有時不繼”的境地，賣畫卻仍然“非其人，雖重酬不與”，甚至連皇帝畫苑的召請，他也拒絕了。“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
李先生引語“饔飧有時不繼”“非其人，雖重酬不與（應）”出自敦敏《瓶湖懋齋記盛》。其時，他又應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約請，撰寫《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小冊子。據小冊子《後記》（1973）和《再版附記》說明（1975），知此著從《紅樓夢前言》擴充改寫而成。在“曹雪芹身世、經曆”一節中前引的這段話擴充成：
……敗家後的曹雪芹，坎坷半生，最後在寫作《紅樓夢》的時期，是定居在京郊西山附近。……曹雪芹的這一段生活很貧困，……不過，曹雪芹雖然已經貧困到“饔飧有時不繼”的境地，賣畫卻仍然“非其人，雖重酬不與”，甚至連皇帝畫苑的召請，他也拒絕了：“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張宜泉）而當時也正是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期……曹雪芹在落魄的生活中，也一直堅持他的《紅樓夢》的寫作。曹雪芹曾自豪地宣稱，“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的窮苦生活，不僅沒有妨礙他“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頑強地寫作《紅樓夢》的襟懷，其“風晨月夕，階柳庭花”，還滋潤了他的“筆墨”（《紅樓夢》第一回）。“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敦敏）也曾把胸中塊壘寄於畫石的曹雪芹，在封建社會裏，隻能做一塊不同流俗的頑石，卻“無才可去補蒼天”，這是他一生坎坷遭遇的悲劇，但也體現了他對卑汙、奸惡、虛偽的貴族世界的不滿和反抗。（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版，第8—9頁）
李先生對晚年曹雪芹思想發展的評論，是講其“定居西山”後於貧困中不向統治者低頭，體現出對“貴族世界的不滿和反抗”，繼續頑強地創作《紅樓夢》。其思想脈絡與毛澤東的評論很吻合。
胡文彬先生當時與合作者周雷先生寫作了《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析疑》的考證性文章。在1974年第7期《文物》雜誌上以“文雷”的筆名發表。其導言部分有一段是：
《文物》1973年第二期發表了吳恩裕同誌的《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給人們提供了一批難得而可貴的資料。……這些新材料，確實是《紅樓夢》作者逝世二百多年來的首次重要發現，無論對於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事跡、思想變化和藝術才能，還是評價《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很大的幫助。
此處強調吳文披露新材料的價值時，特別提到對研究曹雪芹“思想變化”的幫助，其實這是對毛澤東“曹雪芹後期世界觀變化”評論觀點的濃縮暗引，與茅公的化為詩句有異曲同工之妙。隻是由於對《集稿》作證真文字，沒有對“思想變化”展開論述而已。
首次提出曹雪芹有近墨思想（曹雪芹“稱墨翟為‘夫子’”）的吳恩裕先生，於1973年11月6日從李希凡處聽到“轉達”的毛澤東關於“曹雪芹後期世界觀變化”的評論觀點。半年後（1974年5月），吳先生寫出了《紅樓夢的反儒和廢藝齋集稿中的近墨反儒思想》長篇論文。文章共分三節：一、紅樓夢裏的反儒家思想；二、廢藝齋集稿殘篇裏的近墨反儒思想；三、對紅樓夢和廢藝齋集稿殘篇中反儒近墨思想的幾點看法。吳先生於第二節開篇即講：
我們從曹雪芹的佚著《廢藝齋集稿》中的《南鷂北鳶考工誌》裏，得知曹雪芹稱墨翟為“夫子”，又對他的“非攻”表示讚揚之意，可見他對墨子是很尊敬的。經過初步的研究，證明他和墨子的某些方麵的思想，甚至行動是很相近的。……曹雪芹之所以有近墨的思想，主要還是由於曹雪芹自己長於一些工藝美術，在晚年又接近了小手工業者們，又教了些這方麵的徒弟，而墨子則也是自來就以嫻於技藝見稱於當時的。
吳先生對自己提出的“曹雪芹近墨反儒”作了很展開的係統分析。尤其論文第二節，較為詳細地討論了在對待勞動的態度上、在“義”的態度上曹雪芹的近墨反儒思想。吳先生也有理有據地分析了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變化：
曹雪芹……又因生計越發艱窘，遂不得不移居西郊，鬻畫維生，還“饔飧有時不繼”。在物質生活條件急劇改變的情況下，曹雪芹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根據新發現的材料，曹雪芹還同一些“有廢疾而無告”的人們，如盲人、瘸子等，以及手工業者有接觸。由於他自己也長於某些工藝技術，可能對他們也有了興趣和感情。……他自己的生活本來就艱困，但他卻能用賣畫維生的錢救濟孤兒寡婦。白老太太也是受他資助的人，他又給白老太太治病，給她一間房子住。對於瘸子於叔度，他既以金錢相助，並教他做風箏的技術；又整月地占用自己寫《紅樓夢》的時間離開家去幫助他紮繪風箏。他又教一些盲人學會編織工藝，其中有的還成了有名的編織手工業者。更重要的是，他有感於這些生活無著的人們的艱困，想“以藝濟人”，給他們編撰《廢藝齋集稿》這部書，使他們掌握一些謀生的技藝。而他這些行為都是在他的物質生活下降、思想有所改變，因而有可能理解和同情下層人民的時候做的。而他在接觸這些手工業者時。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他們的影響。（吳恩裕：《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299頁）
應該說，吳先生的考證文章引發了毛澤東的評曹新論，而吳先生此文則在於闡述毛澤東的評曹新論。其寫作背景，立論宗旨，非常清楚。
上述劉夢溪、茅盾、李希凡、胡文彬、周雷、吳恩裕諸位時賢俊彥，以及“輿論總管”姚文元的“連鎖反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繁或簡地闡述了曹雪芹後期世界觀變化及其近墨思想，佐證了毛澤東評曹新觀點的存在並得到貫徹。他們雖然不是直接引證毛澤東的具體觀點，但是卻明顯滲透著毛澤東的評論精神。這正是那個時代此類事情的特征。
毛澤東此次評曹新論（當時稱“指示”），按照內容梳理，可以概括為六個方麵：
（一）吳恩裕“關於曹雪芹的文章”，可以“找來看一看”。吳文在1973年第二期《文物》上發表，毛澤東即在5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這個倡議。反映夠快速夠熱烈的。這除了他的文史興趣之外，就是他對紅學的關注、對曹雪芹研究的關注。就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這是他在公開場合提名道姓地肯定紅學家吳恩裕的曹雪芹研究成果。1973年下半年，也正是毛澤東幾次講“《紅樓夢》看五遍才有發言權”的時候，他提倡“看一看”吳文，有基礎，有氛圍，並非偶然。隨便說個問題：吳文是典型的考據文字，毛澤東對材料新鮮、紮實、豐富的此類文章很偏愛，並不盲目反對所謂“煩瑣考證”。
（二）曹雪芹“還不錯”，紮糊風箏“為窮人著想”。曹雪芹紮糊風箏的手工技藝在《南鷂北鳶考工誌》一書，他“為窮人著想”的思想集中表達在《南鷂北鳶考工誌》自序一文。曹雪芹在自序中說：
“［因］思古之世，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今［則］……不能自活，其不轉乎溝壑［也］幾［希］。”“述此《南鷂北鳶考工誌》，意將旁披遠紹，以集前人之成；實欲舉一反三，而啟後學之思。乃詳察起放之理，細究紮糊之法，臚列分類之旨，縷陳彩繪之要，彙集成篇，[將]以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謀有以自養之道也。”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的理念出自儒家的經典《禮記》，曹雪芹引儒入墨，他認為“鰥寡孤獨廢疾者”的現狀是“不能自活，轉乎溝壑”，生存狀態惡劣不堪。因此，他撰著《南鷂北鳶考工誌》是為這些廢疾而無告者謀取“自養之道”。
他介紹的風箏製作工藝就是“自養之道”的具體內容。而風箏製作工藝的“旁披遠紹”“集前人之成”則牽引出風箏史，牽引出“墨子作木鳶”，牽引出墨子的“殆欲利人”。墨子自稱“賤人”，他要“利”的“人”就是小手工業者、小生產者，與曹雪芹所謂的“窮人”（鰥寡孤獨廢疾者）雖然有時代區別，有貧困類別，但屬於一個社會階層，一個社會屬群，即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
毛澤東用口語“還不錯吆”讚揚曹公美德，“為窮人著想吆”是其美德的核心，而這恰恰是包括墨家工藝和理念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的“自養之道”。毛澤東這樣肯定曹雪芹建立在墨家遺傳遺風基礎上的美德，也是有來曆的。早在1939年延安開展大生產運動時，他肯定借鑒過墨家的勞動態度（庶民精神）和科學精神，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