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椅子。（《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0頁）
“旁披遠紹”說到底，曹雪芹的“為窮人著想”與墨家的為“賤人”、愛勞動、講科學（製作桌椅木鳶）是一條思想河流上的遠波近瀾。毛澤東的評曹新論是包含著吳恩裕的曹雪芹重墨輕儒（近墨反儒）看法的。
（三）《廢藝齋集稿》要“材料屬實”。毛澤東這個評論對《廢藝齋集稿》等新材料采取了謹慎科學的態度。吳恩裕是曹雪芹生平研究的大家，20世紀50年代以後，他的新發現可謂碩果累累。他發現了《懋齋詩鈔》手稿、永忠的《延芬室詩集》稿本、《鷦鷯庵筆麈》手稿、《四鬆堂詩鈔》手稿，介紹了明義的《綠煙瑣窗集》詩選。他還考出曹雪芹在右翼宗學任過事，以及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居處。吳恩裕“考曹”赫赫有名，成果累累，毛澤東也知道此事。但是，他深知考證關鍵是“材料屬實”。並不因前真而忽略後實。他的評論雖然是即興之語，是隨機講話，但是他並不信口開河，任意發揮。他在提出新認識之前，做出一個假設：如果這個材料屬實的話就會證明……這個態度是冷靜的、科學的。《廢藝齋集稿》等材料剛剛發現，還要進一步考實，“材料屬實”才好得出新的結論。不久，即發生了《廢藝齋集稿》等材料證真辨偽的熱烈爭鳴。這個爭鳴斷斷續續至今未有終結。毛澤東這個“如果”假設是如此靈驗和重要。
（四）南方的大城市生活，是曹雪芹思想來源之一。這個判斷說的是曹雪芹早期在江南世界觀形成的情況。曹雪芹的前人曹璽、曹寅、曹顒、曹頫任蘇州、江寧（今南京）織造六十年。曹家在江寧、蘇州、揚州等江南大城市過著“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富豪生活。那時曹家處於社會的上層甚至頂層，是極富大貴的世家大族，手眼通天。江南織造業和後來曹寅兼管的兩淮四州三十六府鹽務，機匠如過河之鯽，商旅如錢塘之潮。南京城冠蓋如雲，秦淮河燈紅酒綠。經濟上日進鬥金，花錢如流水。海禁開放時，各國貿易貢物接踵而至，東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交往更是“出入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在這樣的背景下，曹雪芹在南方大城市生活了十三年（筆者傾向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五年年底曹家被抄，應為十三年），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是自由的、開放的，某些方麵很激進（如《紅樓夢》中的解放女奴主張，世法平等主張），但是卻明顯打著貴族子弟生活的烙印。這個時期曹雪芹思想常常被人們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形態聯係起來。毛澤東說過：
17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7—828頁）
毛澤東說，曹雪芹生活的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中國封建社會到它的晚期明清之際，社會生產和商品經濟逐漸恢複和發展，確實孕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這見之於更多的手工業部門，突出的如絲織業、棉布加工業、礦冶業、製瓷業、製鹽業、木材采伐業、造紙業等，其發生地域主要是江南。
存在決定意識。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反映到意識形態領域，產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態。曹雪芹小說《紅樓夢》所透露出來的反封建傳統、反禮教、反程朱理學及要求給人以自由的思想，多處痛斥封建的道德、功名、利祿和等級製度，痛貶那些虛偽的封建社會的忠臣孝子，痛罵那些淩辱別人的個性自由的殘暴行為，正是新的思想意識的反映。盡管當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沒有根本動搖，封建上層建築也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但是曹雪芹還是能呼吸到有限的民主自由空氣。《紅樓夢》中所反映出的新興市民的思想則是早期的、原初的、粗糙的、啟蒙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等新人的苦悶、覺悟和叛逆都刻下了這個特定社會背景的烙印。南方大城市的“資本主義萌芽”，催生和影響了曹雪芹前期世界觀的形成。
其實，毛澤東以往就很關注曹雪芹的思想形成和世界觀變化。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與科學工作者周培源和於光遠一起座談“人的認識問題”。其中，毛澤東說道：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製度的天，但是《紅樓夢》裏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關於人的認識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頁）
《紅樓夢》中所反映的曹雪芹的思想是“拆天”還是“補天”？曹雪芹要補的是“情海情天”還是“封建製度的天”？毛澤東的結論是“曹雪芹在《紅樓夢》裏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製度的天”。
《紅樓夢》小說第一回的一些情節、脂硯齋的一些批語表明，作者曹雪芹有“補天”的思想。小說第一回開篇即講出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故事，所煉補天石“三萬六千五百塊，隻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此處脂硯齋批：“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不用的這塊補天石“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此處脂硯齋又批：“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這塊被棄之石“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後來過了幾世幾劫，這塊石頭被空空道人稱為“無材補天，幻形入世”，此處脂硯齋再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神話故事末尾，有一首偈語，第一句是“無材可去補蒼天”，脂硯齋朱筆旁批“書之本旨”；偈語第二句是“枉入紅塵若許年”，脂硯齋又是朱筆旁批：“慚愧之言，嗚咽如聞。”這都反映出作者有補天思想。
“補天”思想反映了曹雪芹世界觀的內在矛盾：“補天”是因為天塌地陷，這個“世”已經是“末世”，漸漸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他猛烈批判這個“末世”各種製度，這是他的積極性。另一方麵，“補天”也表明他對“天”的哀怨和憐憫，對身處其中的那個走向衰落的階級的同情和惋惜，為自己的“不勘入選”“無材補天”慚恨不已，這是他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又導致曹雪芹看不到有比封建製度更好的社會製度，存在著對生活的幻滅感，存在著色空觀念。“眼前無路想回頭”，賈寶玉最終是“出家”當和尚，選擇了逃避——這是曹雪芹世界觀的曲折反映。
這一時期曹雪芹思想中的塌天感、末世感、幻滅感，以及看破紅塵補天無路觀念，顯然是在曹家被抄以後，回到北京蒜市口十七間半故宅艱難生活時期的思想履痕。這應該是曹雪芹中期的世界觀。
（五）曹雪芹後期的世界觀有很大變化。毛澤東這個判斷無形中把曹雪芹的世界觀變化劃出“後期”一個時間段。“後期”即曹雪芹“晚年”，可以把它理解為曹雪芹搬出北京蒜市口故宅到西郊西山定居直到逝世的十幾年間。我們知道，曹雪芹到西山定居後，除繼續交往落魄宗室子弟敦敏、敦誠外，新結交的計有鄉村塾師張宜泉、殘疾軍人於叔度、貧困山民白媼諸人。此時他的世界觀變化有兩大顯著特征：接受和鼓吹墨家兼愛、貴義、非攻、崇技等精神理念，成為清代中葉墨學複興的先知（後麵還要詳論）；接近和融入手工業者和貧困工藝匠人隊伍，以藝助人，濟危扶困，仗義活命。這兩方麵的綜合表現，是他“為窮人著想”，撰著了《廢藝齋集稿》一書，留下了《紅樓夢》以外的又一部閃耀著庶民精神、科學精神和辯證精神的人文傑作。這兩大特征是他早期和中期世界觀中所沒有的或不明顯的。
（六）世界觀的局限性，決定了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不可能抓住當時社會的根本矛盾——農民和地主的矛盾來寫”。曹雪芹生活的時代盡管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本質上還是封建社會。按照毛澤東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麵決定事物本質的哲學觀點，這個社會的根本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但是，《紅樓夢》表現了貴族與貴族、主子與奴才、嫡傳與庶出、兄弟和妯娌等矛盾，就是沒有抓住這個根本矛盾來展開描寫封建社會。毛澤東認為這是曹雪芹的江南大城市生活帶給他的消極影響，即世界觀的局限性所致。
曹雪芹後期的近墨思想是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不是空中飄塵、水中浮萍，是不是靈機一動、偶然閃現？都不是！它的源頭活水淵源有自：
（一）時代思潮。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中期，正趕上墨學的複興。前麵我們已經引述，曹雪芹在總論風箏史一段話中，講到墨學的曆史命運：“夫子非攻，故其法卒無所傳。”這說明曹雪芹懂墨學史，知曉墨學“無所傳”的原因。
我們知道，據《韓非子·顯學》記載：戰國之世墨家為“顯學”，但是它“非攻”“兼愛”“節用”的主張，代表社會下層小生產者的利益，並不為封建統治者所看重利用。秦漢以後，儒學獨尊。因墨學不合於儒術，長期被封建正統文化排斥、打擊，甚至遺棄。墨學漸衰，兩千多年來，幾乎沒人轉述傳授。墨家“其學幾絕，其書僅存”。墨家作為思想體係和學派，逐漸消失無聞，再也沒有出現過獨立的學說、思潮或派別。直至清中葉，墨學著作才被學者重視研究，開始有人校釋梳理。乾隆二十五年畢沅曾校訂注解而成《墨子注》一書，卒使《墨子》成誦，這是前無所承的創造，是墨學複興的標誌性事件。其後孫詒讓據吳寬抄本、畢沅校本、顧廣圻校道藏本、日本寶曆間刻茅坤本殘帙，以及蘇時學刊誤本，複以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洪頤煊、俞樾、戴望諸家所校，參綜考讀，擇善而從，訂正錯訛脫衍，而成《墨子間詁》，一時推為絕詣。
墨學沉寂兩千年以後而於清中葉複興，絕非偶然。墨學的可貴在於它的庶民精神、科技精神和樸素的唯物精神。清中期西學東漸，康熙皇帝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當然他不是出於科學家那種對科學事業的熱愛，而是由求治引起。他看到自然科學與農業、軍事、治河、防治天災及人體健康等有密切關係，便對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生物學、解剖學、農藝學、火器製造和工程技術等均有涉獵或研究。康熙帝對有科學知識的西洋傳教士，對時所罕見的數學家梅文鼎、善造火器的戴梓，都很看重。親自批注梅文鼎的《曆學疑問》，命戴梓入直南書房，造“子母炮”支援征討噶爾丹的平叛戰爭。（此段參照孟昭信《康熙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11頁；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193頁）清代康乾之世的東西文化碰撞，自然科學知識的迫切需要，逼使傳統文化重新組合。儒家鄙薄技藝，道家隻會“煉丹”，能夠與這股西方自然科學文化潮流同構的是墨家的崇尚科學技藝思想。盡管墨家的創造發明還很簡單，盡管墨家的科技思想還很原始，即使與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的自然科學文化也不在一個層次上，但是它畢竟是中華科技思想的“元典”和源頭活水。墨學複興出現在曹雪芹生活的康雍乾時期，曹雪芹於此時思想近墨，令人深長思之。這是曹雪芹思想成長變化的大氛圍。
（二）家學淵源。曹家是織造世家。曹雪芹的高祖曹璽、祖父曹寅、父輩曹顒曹頫，相繼做了六十年蘇州、江寧織造。織造需要織機，織造需要織匠，綢緞錦綸的生產過程需要工藝技能和管理經驗。在這裏，生產實踐要求熱愛勞動，崇尚技巧，尊重匠人，而不能鄙視機械和匠人。這正是墨家精神的精華部分之一。史載：
康熙二年，（曹璽）特簡督理江寧織造。江寧局務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視蘇杭特為繁劇。往例收絲則憑行儈，顏料則取鋪戶，至工匠缺則僉送，在城機戶，有幫貼之累。眾奸叢巧，莫可端倪，公大為厘剔。買絲則必於所出地平價以市，應用物料，官自和買，市無追胥，列肆案堵；創立儲養幻匠法，訓練程作，遇缺即遴以補。不僉民戶，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經，賞賚以時，故工樂且奮。（［清］於化龍纂修《江寧府誌》卷十七《宦跡·曹璽傳》，康熙二十三年稿本）
（康熙二十九年，曹寅任織造）初蒞姑蘇（今蘇州），則清積弊，節浮費，其軫匠而恤民者，蓋頌聲洋溢而仁聞之昭宣。繼調江寧（今南京），則除幫貼之錢，使民不擾；減清俸之入，俾匠有資；其采辦而區畫者，尤公私兩便，而施恩用愛之無偏。［清］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三葉十六《祭曹荔軒織造文》。
曹璽的“儲養幻匠法”使工匠“樂且奮”，曹寅的“軫匠而恤民”與“俾匠有資”，其意義都在於對織局工匠“施恩用愛”。曹璽、曹寅父子兩代任織造四十五年，他們長期的“養匠”“軫匠”和“俾匠”實踐，需要理論支撐，除了向墨學尋求學理滋養外，幾無別的思想靠山。
這在曹璽，除上述記載外，似無別的遺跡；而在曹寅，他的思想血脈卻有不少墨家元素。曹寅喜讀墨家之書。《楝亭書目·卷三·子集》：
《舊本墨子》宋墨翟著，十五卷，宋唐堯臣序，一函十冊。
《墨子》唐韓愈序，明李贄撰，十五卷，一冊。
曹寅收藏閱讀的兩本《墨子》書，一為明版，一為宋版。他讀《墨子》一書，比畢沅整理此書還早幾十年。這說明曹寅讀《墨子》很早，很有眼光，絕非淺嚐輒止者可比。
曹寅結交科技才俊。他與梅文鼎的交往是典型例證。梅文鼎是清初著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至德州時，索取梅文鼎的《曆學疑問》閱讀。初讀即產生好感，認為“用力深”“甚細心”“議論亦公平”。又帶回宮中仔細閱讀，親筆批注。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在山東臨清將梅文鼎召至禦舟，“從容垂問，凡三日”，確認他實為當世“僅見”的傑出學者，特賜“績學參微”四字匾額。這兩次南巡，曹寅都曾參與接駕，曹梅相識至晚應於此期。康熙四十七年立秋前後，曹寅曾作《竹村大理、南洲編修、勿庵征君，過訪真州寓樓有作》，“勿庵”即梅文鼎之號。曹寅詩句有：“相過值梅裏，有客棲天池。沿流識挈音，宿契符心期。”梅文鼎則以詩句“永日談諧寬禮節，高懷真率見風流”見答，抒發了自己對於故友重逢的感慨。在此後的數日裏，曹寅與梅文鼎、徐道積等人在真州長江岸邊納涼、飲酒、看雨、觀魚，賓主之間甚為相得，各有所作。曹寅《楝亭書目》著錄有梅文鼎的自然科學著作《勿葊曆算書目》《曆學疑問》《三角法》《數表》等，尤其收入康熙帝索要批注的《曆學疑問》，更能表明曹寅的學養傾向。康熙六十年，梅文鼎以九十餘歲的高齡辭世，其時雖然曹寅已經逝世，康熙帝仍令曹寅的繼子、時任江寧織造的曹頫為其治喪。這不能不說是曹、梅兩家的通家世好又進了一步。這一年，曹雪芹已經七八歲，耳濡目染應該知曉此類事情其中內涵。
曹寅悲憫織局女工。他在北京任禦前侍衛時，曾填詞《浣溪紗·西城憶舊》三首，其三曰：
曲曲蠶池數裏香，玉梭纖手度流黃，天孫無暇管淒涼。
一自昭陽新納錦，邊衣常碎九秋霜，夕陽冷落出高牆。
自注：“蠶池，明時宮人納錦之所，今有故基雲機廟。”
（《楝亭集》《楝亭詞鈔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影印本）
此詞寫及的蠶池、雲機廟，皆在北京紫禁城西。《日下舊聞考》：“三座門街南曰蠶池，有雲機廟，久廢，明時宮人織錦之所。”曹寅自注大概出於此處。明朝皇宮內部設有宮人繅絲、織錦的工場“蠶池”。這首詞反映了宮裏織女們辛勞艱苦的生活，整天操勞，沒有工夫顧及自己淒涼的身世。同時，諷刺了當時宮廷的靡費：自從皇宮裏征集錦緞，邊防將士們的軍服經常在秋天破爛了得不到及時更換。曹家幾十年替皇家管理織局，曹寅深知機戶織工的辛酸，他表麵寫明朝皇宮織女的艱難，很難說沒有諷喻現實之意。他的悲憫同情之心在女工一麵。這正是墨家替下層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代言傳統精神的光大。
曹寅關注工藝知識。曹寅顯然不像一般腐儒那樣視工藝技能為“淫巧”之事、鄙賤之事或小道末技。曾撰《居常飲饌錄》一卷，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彙成一編。曹寅曾經收藏了許多東西方自然科學著作。《楝亭書目》卷二“經濟”部，卷三“說部”“雜部”“雜部補遺”中著錄的，有明清之際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編輯的《西洋曆書》；有明清之際中國著名自然科學家李之藻編輯的《天學初函》，方以智著作的《物理小識》，黃百家的《勾股矩測解》，梅文鼎的諸種自然科學著作。據不完全統計，此類書籍達四十六種。這些都是明清之際較有代表性的自然科學著作，後來均被《四庫全書》收入，可見曹寅對於自然科學著作的識力。（參見向彪：《楝亭藏書與西學東漸》，《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一輯）曹寅編書、刻書、藏書中的重要方麵，正是墨家所尊崇的工藝技能和知識。
曹家為墨學複興之先聲，曹家有世代織造職任和憫工匠、崇工藝、重科技的文化傳統，這是曹雪芹思想近墨並成長變化的小環境。
（三）閱曆經驗。四十年前，吳恩裕先生已經探討過這個問題（見前引其論述）：曹雪芹所以有近墨思想，主要在於他自己擅長工藝美術，晚年又接近了小手工業者們。曹雪芹離開北京蒜市口十七間半舊居，遷到西郊香山一帶，雖然還與城內保持某些聯係，如與宗室後裔敦敏、敦誠的往來，甚至也結交達官貴人董邦達，但畢竟逐漸改變了交際圈子和生活方式。他的身邊開始出現鄉村塾師張宜泉、殘疾軍人於叔度、農婦女傭白媼等社會底層人物。尤其是他與貧苦無告的風箏藝人於叔度的交往，使他的世界觀變化有了偶然性的契機，而向必然性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工藝匠人，都有自己的“始祖崇拜”，如木匠崇拜魯班，中醫崇拜華侘，風箏藝人也從曆史深處請出善造“木鳶”的墨翟作為崇拜偶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存在決定意識。每天所接觸的、所製作的、所思考的都是從遠古墨家接受過來百工雜藝，使曹雪芹思想底色自然熏染上墨家色彩，情感成分中的扶危濟困、急難好義的亮色也就多起來，甚至著書立說擴大影響和張力。個人這種特殊的閱曆經驗，是曹雪芹思想近墨並成長變化的助推器。
《廢藝齋集稿》中表明的曹雪芹形成近墨思想並實現世界觀新的變化，這如何得到驗證？找曹雪芹別的著作互相參證當然是最好的辦法，而世所公認的曹公著作是《紅樓夢》。從曹雪芹有近墨思想這個視角閱讀《紅樓夢》，確實能發現以往不為人注意的情節和思想內容，令人震撼和思索，使我們從解析故事情節切入而走進曹雪芹的內心世界。這個話倒過來講，就是《紅樓夢》的藝術描寫、藝術形象所滲透表述的思想內涵，證明曹公確有近墨思想，確實與社會底層弱勢群體思想感情有較多的融合，由此證明《廢藝齋集稿》所傳達的思想不偽。
吳恩裕和胡德平先生都在文章中提到《紅樓夢》八十四回賈政、賈寶玉父子討論三篇八股文章的故事情節，胡德平先生認為此節“是有極高思想性的章回”（胡德平：《說不盡的紅樓夢——曹雪芹在香山》，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9頁），誠哉斯言。
這個故事中寫道，賈政在內書房問寶玉最近“開筆”（指作八股文）沒有？寶玉答：才做過三次。
……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著題目是“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誌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卻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才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雲：“夫不誌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誌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誌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雲：“夫人孰不學，而誌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於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嗎？”寶玉答應道：“懂得。”
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看代儒的改本雲：“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說樂矣。”方覷著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才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著。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說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