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藝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著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裏了嗎？”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才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破題雲：“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嗎？”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隻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隻得答應著，低頭搜索枯腸。……乍著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恒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著頭道：“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紅樓夢》八十四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183頁）
寶玉“開筆”的三個題目，前兩個出自《論語·為政》和《論語·學而》。第一篇寫得“扣不清題目”，“更不成話”；第二篇寫得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不合“題位”，寶玉的議論或出孔子的洋相，或反其道而立異說，骨子裏是非難儒學。
第三篇《則歸墨》題目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此題則有深意存焉。可以把寶玉的“破題”“承題”再回放個“特寫鏡頭”：
“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
“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
這裏的“楊”指戰國時期思想家楊朱，“墨”指同期思想家墨翟，他們皆創立了自己的學派。
寶玉的思想主張很清楚：墨家學說已經半天下，那麼再舍掉楊朱學說，“天下之言”不歸於墨是不可能的，因為別無所歸。表述得再簡潔明確一些：“天下之言”歸墨家！
賈政通常總是斷喝寶玉胡言亂語，這次卻意外地“點點頭兒”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紅樓夢》許多處正話反說，這裏的“沒有什麼出色處”正是很“出色”之意。寶玉前兩篇對儒家大不敬的“開筆”文章，政老爹評得一塌糊塗，而獨讚揚《則歸墨》“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不離”，不離什麼？實際上寶玉“初試筆”即已離經叛道，主張舍儒歸墨。此中意蘊，正是作者深意，大可注意！
則歸墨——孟子的原話是：“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意謂全天下人們的言論主張，不是屬於楊朱一派，就是屬於墨翟一派。戰國時期，楊朱學說是與儒、墨相抗衡的三大顯學之一。楊朱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個人主義。這就同強調群體價值、強調個人生活隻有體現社會倫理要求才有意義的儒家思想發生了尖銳的抵觸。楊朱學派很快就衰落了，沒有留下著作，其思想資料保存在《孟子》《呂氏春秋》《列子》諸書之中。孟子的“不歸楊，則歸墨”隻是講他所處時代的思想態勢和潮流，其實孟子的學術立場是排斥楊朱和墨家的，因而大辟楊墨時指斥道：“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朱為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曽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尊孔揚儒，實質主張“天下之言”即不歸楊，亦不歸墨。
問題的重要性在於清代乾隆年間曹雪芹在小說中表達出“天下之言”則歸墨的思想。此前，根本就不存在歸楊還是歸墨問題，也不存在去楊還是去墨問題，因為楊、墨都在此前衰落衰退了。兩千年來，楊朱學說僅殘存片斷，墨家學說則不絕如縷。可是，墨學迎來了複興的契機，西方自然科學的湧入，老大帝國城市工商業的緩慢發展，以吃“手藝飯”為特征的小手工業者在城鄉的急劇增多，使墨學中的平民精神、科學精神、樸素唯物精神有了複蘇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此時主流意識形態仍然還是儒學的變種程朱理學，私塾、學堂、書院、應試的時文八股出題，仍然限定在儒家經典的範圍之內。倘若曹雪芹的“歸墨”描寫是從《墨子》一書出八股時文題目，則不符合清代中期教育實際，因為那時《墨子》還不是經學先生手中的教材。曹雪芹能從儒家經典《孟子》無數個重要理論命題中，偏偏拈出《則歸墨》這個有點“古怪”的題目讓賈寶玉去作文，顯然此時墨學已在他心頭占有重要位置。曹雪芹巧妙地利用《孟子》中的思想材料和理論命題，堂而皇之地描寫賈寶玉為“歸墨”標新立異，大聲疾呼。借儒學命題以鼓吹墨學，這不僅體現了曹雪芹思想內容的先進性，而且也體現了他思想爭鋒的藝術性。
賈政父子關於三篇“開筆”時文的問答，不妨看作曹雪芹對他生活時代思想走向和價值取向的認真思索結果。問答結束時，賈政道：“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曹雪芹把“神理”想明白了：“天下之言”則歸墨。以往的曹雪芹思想研究，受小說後四十回作者撲朔迷離的影響，對八十四回這個情節的思想內涵挖掘不夠。此回小說所達到的思想層次和理論高度，與曹寅、曹雪芹祖孫二人得墨學複興風氣之先是那樣吻合，是那樣互相映照。思想水準低劣淺薄的續書者絕難望其項背，此亦可證後四十回中至少有雪芹的筆墨殘稿。
《紅樓夢》中體現近墨思想的藝術描寫遠不止於此，而是形成了一個藝術形象係列。《紅樓夢》有“四樣俠文”（脂硯齋語），就是講“醉金剛”倪二、馮紫英、柳湘蓮、蔣玉菡四人行俠仗義的故事，這是對墨家義俠精神傳統的光大。“四樣俠文”尤以“醉金剛”倪二故事給人印象深刻。小說第二十四回回目即是《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內中寫道：賈芸的母舅卜世仁，是香料鋪主人，也是吝嗇鬼。賈芸來求他賒些香料，他卻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並做了一番不通情理的辯解。當賈芸翻出父親亡故時，卜世仁去料理喪事，乘機吞沒了賈家一些房地產的舊賬時，他趕緊說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話，接著又反派了一大通外甥的不是，直到把賈芸氣跑。賈芸在路上遇到街坊近鄰“醉金剛”倪二，他雖然是一個“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閑錢，專管打降吃酒”的市井潑皮，卻頗有義俠之名。他見賈芸愁眉苦臉，便追根究底。
賈芸道：“老二，你且別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說著，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罵不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麼，隻管拿去買辦。但隻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卻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份；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份，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麵說，一麵果然從搭包裏掏出一卷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曰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卻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著你，和你張口。但隻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卻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放賬給他，使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麵接了銀子，一麵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著急的。”（《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頁）
小說寥寥數筆，一個輕財尚義的市井俠義之士的形象，就被生動地刻畫出來。在小說回目中和通過小說人物賈芸之口，曹雪芹稱讚“醉金剛”倪二果然是個“輕財尚義俠”，是個“好漢”，而且他“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這不僅承認了倪二本人“是個好漢”，而且承認這個社會屬群都是“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
與對倪二的描寫有內在聯係的是《紅樓夢》二十六回對馮紫英的描寫。他在小說中第三次出場來到賈府，臉上“有些青傷”，前些時候和仇都尉的兒子揮拳打架，此次上鐵網山打獵讓兔鶻（獵鷹）“捎一翅膀”，又說此次打獵“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又說“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的事”！曹雪芹於曲曲折折閃閃爍爍的筆墨中寫馮紫英“一路說笑”，處世豪爽，充溢俠氣。
曹雪芹筆端的感情是傾向這些俠義英雄的。深知曹雪芹“擬書底裏”的脂硯齋、畸笏叟於這兩回書中倪二、馮紫英的故事處有十幾條批語。可以分組來探討曹雪芹的描寫苦心深意：
仗義人豈有不知禮者乎？何嚐是破落戶？冤殺金剛了。（庚辰本二十四回側批，批在“要不是令舅便罵不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句側）
四字是評，難得難得，非豪傑不可當。（庚辰本二十四回側批，批在“卻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句側）
一派英氣如在紙上。特為金閨潤色也。（甲戌本二十六回“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句側批）
三條批語與小說文本有共同點，同是揭示倪二是“仗義人”，有豪傑的擔當；揭示馮紫英“一派英氣”。又替倪二辯誣，說他是“破落戶”則是“冤殺”。這是小說在為這些俠義之士正名辯誣，洗刷黑暗的社會現實扣在他們頭上的汙泥濁水。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劇中之大淨場，聊醒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深意存焉。（庚辰本二十四回回前總批）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各得傳真寫照之筆。（甲戌本二十六回回末墨批。庚辰本此批有署款：丁亥夏畸笏叟。）
可以由“醉金剛一回”的描寫推理：“四樣俠文”為“必不可少之文”；四個俠士，為“必不可少之人”。曹雪芹和兩位批者為什麼如此看重俠文俠士呢？無疑，俠士是小說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俠文是小說結構必不可少的構件。描寫加“俠”字的市井俗人，為其“傳真寫照”就“大有深意”。“深意”就在於為這些庶民英雄樹碑立傳。——誰說《紅樓夢》隻是為“閨閣昭傳”呢？批者把“醉金剛一回”看作似“劇中之大淨場”，可見其在小說整體布局中的作用。而且推崇此回的閱讀效果是“醒看官倦眼”，讓讀者眼前一亮！
醉金剛一回文字，伏芸哥仗義探庵。……壬午孟夏。（靖藏本二十四回回前總批）
似又伏一大事樣（疑為衍文）。英，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甲戌本二十六回“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句朱筆旁批）
這兩條批語除繼續肯定“俠人”“仗義”外，就是揭示“醉金剛”和馮紫英這兩回書的描寫都預示了“伏”文。看來，曹雪芹八十回後原稿中有賈芸借倪二之力，去探望關在“獄神廟”中的寶玉的文字，至於具體情節，現已難完整勾勒。“草蛇灰線，伏脈千裏”是《紅樓夢》藝術手段。徐恭時先生在探討《紅樓夢》八十回後的故事線索概況，曾根據前麵批語編寫出“一〇〇回：《俠友聚體情謀冰釋 凡鳥孤身微掃雪階》”。他說：“上回曾提到，賈芸通過倪二，找人營救，倪二雖屬社會下層人物，為人有義俠風，由他找到了能產生作用的關鍵人物。……評語中提到的四個俠友，在前八十回中都出場有活動故事。評者稱四人為‘俠’，應指封建社會裏扶弱抑強、肝膽照人的人物。現在‘獄神廟’回裏倪二出場，脂評提到，沒有疑義，其他三人是否也在此回中分別出現呢？從脂評四人並舉的信息看，完全有可能。賈芸聞賈寶玉被關押，必會去找玉菡及襲人相商，通過玉菡，找到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由這位較有地位的人物出來設法，比較容易。”徐先生的構想也是走俠士俠文的思路。
餘卅年來得遇金剛之樣人不少，不及金剛者亦不少。惜書上不便曆曆注上芳諱，是餘不足心事也。壬午孟夏。（庚辰本二十四回眉批，批在倪二借錢與賈芸一段故事之上）
這條批語表明批者畸笏叟從文學作品中回到現實。畸笏叟肯定是需要求助之人，他聯想到自己的生活閱曆，三十年來得遇不少“金剛之樣人”！批者顯然讚賞、感激、銘記這些庶民英雄，並為不能把他們的名字都寫入書中而遺憾。壬午孟夏為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前推三十年為雍正十一年。曹家被抄家後於雍正六年返回北京生活，困窘的環境使曹雪芹也需要“金剛之樣人”的扶危濟困。此時，我們無意去討論文學形象與生活素材的關係，而要探尋曹雪芹為什麼傾力塑造俠士形象，並將其作為貫通小說全書的故事線索？
此時，曹雪芹搬住北京西郊白家疃已三四年，他寫完《南鷂北鳶考工誌》和自序在乾隆二十二年清明節前三日。這些年，曹雪芹因為對墨學的親近，畸笏叟因為批書涉及相關情節和人物，都在不約而同地思考“墨者”的遺傳——俠士問題。
“墨者”問題與“墨學”問題有密切聯係。戰國以降，“墨學”受到各家學派和統治者的夾擊，逐漸衰落了。“墨者”原來是集體行動的，也演化成單打獨鬥的“遊俠之士”。“墨家之後為俠”（魯迅語）。法家即反儒又反墨，韓非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儒士與墨者（俠士）都是社會蠹蟲，在法家的掃除之列。
西漢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作《遊俠列傳》，對這種“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俠，十分同情，他說：“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但是，西漢的皇帝殺了許多“遊俠”。
作《漢書》的班固，與司馬遷唱反調。在《漢書》的《遊俠傳》裏他寫到遊俠郭解。郭解和公孫弘的鬥爭，是儒與俠的拚搏。郭解的終於被“族”，完全是由於公孫弘的主張。班固說：“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己不容於誅矣。”儒和俠之間的矛盾就在於：儒家是封建統治者的直接維護者，他們要維持統治階級的法律秩序，而遊俠有的行為則恰恰是破壞那個秩序，所以才為封建統治者所不容，甚至把他們稱為“盜”。也有的“俠”分化為統治者的幫凶，如《七俠五義》中俠士。（上述三個自然段落參考了吳恩裕先生的意見，見《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頁）
沉寂久遠的庶民英雄在曹雪芹的筆下重新綻放異彩，英氣豪情的醉金剛倪二、馮紫英、柳湘蓮、蔣玉菡（柳湘蓮曾經在平安州救過遇到劫匪的薛藩；蔣玉菡“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始終者”）大步走向人間，走向社會。他們雖然還不是社會的主角，但絕不再是社會的“醜角”。這裏無疑湧動著新思想的波瀾。
如果說《則歸墨》是為“墨學”複興呐喊，那麼，“四樣俠文”則是為“墨者”俠士重登曆史舞台鳴鑼開道。而畸笏叟的批語則具有思想史價值，他可說是精確地記載了曹雪芹和他本人探討墨家精神的時間、地點和具體內容，為人們研究晚年曹雪芹的思想趨向和變化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紅樓夢》體現墨家精神的藝術形象還有不少，如大觀園姐妹放風箏、二丫頭紡線、晴雯抱病補裘、劉姥姥種地、丫鬟購買編織品工藝品，以及關於江南雲錦的多處描寫，等等。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再一一論及。《則歸墨》和“四樣俠文”已經講清了最主要的問題。
在毛澤東評曹新論的引導下，對《廢藝齋集稿》的近墨思想及曹雪芹後期世界觀變化作思想史的理解和考證，至此可以得出一些結論：
曹雪芹近墨思想是曹雪芹生平思想研究的新的課題，也是根本性命題。吳恩裕先生說，有新材料就有新學問，有新發現的實物就會產生新觀點。因為《廢藝齋集稿》的發現，而提出曹雪芹有近墨思想的新觀點。這個新觀點拓展空間，深化認識，開辟了曹雪芹生平研究的新天地。中國思想史上有三大思想流派：儒家、道家、佛家，《紅樓夢》對其都有深入的反思。從總體上看，《紅樓夢》“毀僧謗道”，嘲諷儒家，但是它主張“歸墨”。“近墨”是晚年曹雪芹思想的新質和主調。用這個觀點觀照曹雪芹在香山時期的文學活動和社會活動，就能夠提綱挈領，振一帶萬。從這個思想礦床挖掘下去，“考曹”“研曹”已經有了新的突破，並將獲得更豐碩的成果。關注和深研這個根本性命題，將推動曹學的整體進境和極大發展。
毛澤東的評曹新論又把“近墨思想”推進一步，得出後期曹雪芹世界觀有很大變化的結論。聯係毛澤東前此對曹雪芹世界觀形成、性質、變化的評論，毛澤東大體上勾勒概括出曹雪芹世界觀發展的三個階段：前期，約從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春天，江南大城市生活影響了曹雪芹思想形成，他較多地呼吸著“資本主義萌芽”經濟形態所帶來新思想的溫潤空氣，有了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某些不滿，但是他不了解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中期，約從雍正六年夏秋以後到乾隆十九年，他主要生活在北京西城蒜市口，家庭生活狀況的跌落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使他的世界觀充滿內在矛盾：他看見了封建社會之天某些部分的塌陷，但他又想補封建社會之天，他的世界觀與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也發生了矛盾；後期，約從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九年逝世，他主要生活在香山正白旗和白家疃，心入墨學和身入工藝匠人群體，墨家“欲利人，非助暴”的庶民精神和科學精神，不僅使他的靈魂有所依托而且獲得新質，使他重新燃起新生活的欲望並再次看到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這就是他撰寫《廢藝齋集稿》的動因和動力，所以毛澤東評論他後期的世界觀有很大變化。毛澤東評論曹雪芹世界觀的形成和發展注意到其階段性、整體性和複雜性，對於我們“研曹”，尤其是研究其思想，很有啟示作用。
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結論：曹雪芹的“近墨”“歸墨”思想都曾經真實地發生過。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曹家（曹雪芹）的近墨過程：從康熙初年開始，曹家就和織工織機打交道六十年，有善待織工和認識機械作用的豐富實踐經驗，曹寅大約在康熙中期即讀墨家著作，曹雪芹在創作十年（一般認為在乾隆九年到十九年）期間撰寫了“四樣俠文”和《則歸墨》等故事，乾隆二十二年清明節前完成《南鷂北鳶考工誌》寫作，尤其是總論風箏史的殘文可看成他對墨學的凝練總評，乾隆二十四年是他實踐以藝助人墨家精神的重要年份，乾隆二十七年畸笏叟的批語又在探討俠士人格和“四樣俠文”在《紅樓夢》整體布局的作用。從“歸墨”描寫到“近墨”思想，從《紅樓夢》到《廢藝齋集稿》，從畸笏叟批語到曹雪芹序言，似乎是一個思想的“九連環”。環環相扣，不可分離，也無法分離。特別需要指出，清代大規模整理墨家著作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這也就是說曹雪芹早於此時寫出了“四樣俠文”、《則歸墨》和《南鷂北鳶考工誌》，曹寅和曹雪芹是墨學複興的先知先覺者。一個家族的百年思想史（從康熙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一個受時代影響又影響一個時代的思潮，一個綿延不絕的思想脈絡，一個新思想的先驅，靠幾張斷簡殘編無論如何是堆造不出來的，隻能給予曆史必然性的解釋。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米·季塔連科說過這樣一段話：
“墨子的關於博愛，人的主動和他的勞動對確立和培養社會的健康關係的作用的人道思想，還在19世紀末就引起了偉大作家列·尼·托爾斯泰的注意。他是在俄羅斯最早高度評價了墨子的道德典範及其學說的作用的人。墨翟以其為正義和平民權利而鬥爭的範例及其學說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人民在曲折的國家曆史過程中形成的最鮮明的民族特性。他的‘尚同’，‘尚賢’，‘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對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活動的道德評價基礎。這種思想至今有其現實性並有世界意義。”［俄］米·季塔連科：《〈墨學研究〉序三——墨學研究的突破》，《墨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俄羅斯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在19世紀末認識到墨學的作用，而中國的偉大作家曹雪芹早在17世紀中葉就首倡“天下之言”則歸墨。我們認知何其遲也！再也不能把這個“有其現實性並有世界意義”的曹學課題輕輕放過！毛澤東借吳恩裕的發現，對曹雪芹近墨思想及後期世界觀變化已有深刻獨到見解，推進了這個墨學和曹學傳播課題的研究，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其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