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原理》第四章“害及惡”，其中有一段內容是這樣寫的：“是故吾人苟於古今曆史中，刪除其一切罪惡，則同時一切善行與罪惡抵抗之跡，亦為之湮沒。而人類中最高最大之現象，所謂道德界偉人者，亦無由而見之矣。”泡爾生認為消除了一切罪惡，所謂善行也就同時湮沒了。因為沒有了惡，也就沒有善。那麼，人類曆史也就不存在什麼道德高尚的人了。毛澤東讀至此，發揮自己的見解批注道：“然則不平等、不自由、大戰爭亦當與天地終古，永不能絕，世豈有純粹之平等自由博愛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則唱大同之說者，豈非謬誤之理想乎？”
毛澤東認為這種純粹的平等自由博愛的大同之說，是不存在的，除非仙境。明確提出大同說是“謬誤之理想”的主張。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批語批評大同理想，主要是從人生好奇變、善惡抵抗相鬥的角度立論，從而推及曆史發展總是一治一亂，相循無始終的。這主要反映毛澤東看待曆史時喜歡“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個性。
所謂大同之說，是儒家所宣揚的一種社會理想。語出《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泡爾生在文中接著描述道：鄰國無侵略之謀，則何事軍備，國民無不軌之行，則焉用法令。軍備法令，國家之所以與外交內政之阻力相競爭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內而人民，外而國際，無不以正直、平和、慈祥、樂易之道相接，則戰爭，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進取之氣象，悉為之消失，而圓滿之國家，亦不可見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惡相競之形式，使諸惡不作，人類悉為神聖，則宗教亦隨之而滅焉。
這段描述是作者對人類社會的“大同之境”的構想，它與儒家所宣揚的大同之說的社會理想，如出一轍，頗為相似。青年毛澤東讀到這些新穎的觀點，跟中國傳統思想作對比，自然聯想到老莊的說教，他在批注中寫道：
人現處於不大同時代，而想望大同，亦猶人處於困難之時，而想望平安。然長久之平安，毫無抵抗純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於平安之境又生出波瀾來。然大同亦豈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許多競爭抵抗之波瀾來，而不能安處於大同之境矣。
是故老莊絕聖棄智、老死不相往來之社會，徒為理想之社會而已。
陶淵明桃花源之境遇，徒為理想之境遇而已。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頁）
這裏提到的“絕聖棄智”，是老子見世道衰敗，人心每況愈下，所以要人們拋棄聰明才智，遠離儒家倡導的“聖智”“仁義”“巧利”，保持愚昧無知，這樣就不會滋生事端；老子主張回到原始狀態，要人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讓百姓持守質樸，減少私欲，返歸天真純樸，共享無為安靜，沒有爭鬥、沒有罪惡的大同社會。
“老死不相往來”，是《老子》第八十章裏的話：“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意思是返回到上古的“小國寡民”社會，就能徹底避免人們滋生事端。這種“大同之境”實際上是倒退，“徒為”而已，行不通。
東晉詩人陶淵明寫了一篇傳誦至今的名篇《桃花源記》，表達了他對社會黑暗的不滿，反映了人民擺脫貧困和離亂的願望。桃花源是在其名作《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一個與世隔絕的太平境界。在這一點上，老子和陶淵明的思想係出同源。
老子看到了社會的黑暗衰敗，揭露了統治者的巧取豪奪，這是他思想進步的一麵。但是，他把巧取豪奪的原因，歸結為聖智仁義，以至鼓吹“絕學無憂”，回頭向遠古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則是空想“徒為”而已，這是他思想落伍的一麵。所以，為青年毛澤東所批判，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