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空前危機，邊區政府不得不采用大量發行債券、邊幣和提前向群眾預借糧食等辦法來應急。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又不可避免地導致物價飛漲和通貨膨脹，給邊區社會經濟生活造成極大的混亂。能否克服這一困難，直接關係著陝甘寧邊區的存亡乃至全國抗戰的勝敗。
為了保證軍隊的給養，爭取抗戰勝利，1939年毛澤東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大生產運動。但是，這股生產熱潮未能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在當時，政府總是考慮休養民力，總怕群眾負擔過重，而對戰時非常環境考慮較少。這種思想造成了1941年以後的糧荒和財政困難。
要徹底解決財政困難，必須有一個長遠的方針政策。1942年在邊區高幹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邊區再次掀起了經濟建設高潮，大力發展農業，實行軍民大生產，主要解決戰爭年代糧食問題。因為抗戰時軍糧主要依賴農民，陝甘邊區農民負擔是很重的。1944年根據抗戰形勢，又提出“節約儲蓄，克服浪費，積蓄力量，備戰備荒”的經濟政策。
毛澤東在給邊區政府主要領導謝覺哉的一封信中指出：“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住吃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戰爭歲月裏，針對當時重軍事輕經濟的思想，毛澤東及時提出了“經濟建設是其他各項的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決軍隊的供給、老百姓的“肚子”這一維係生命最基本問題。毛澤東認識到這一根本問題，作為中心任務提出來，這亦具體體現了“大兵［軍］之後，必有凶年”，“民以食為天”，糧食對戰爭之重要的思想。
“大兵［軍］之後，必有凶年”出自《老子》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老子意思是說：用大道輔佐君王治理國家的人，不依賴武力逞強於天下，依賴武力逞強很容易得到報應。軍隊所到之處，荊棘叢生。大仗之後，定有災荒。善於用兵的人隻求戰勝敵人就行了，不敢去獲取強大。
老子所處時代，即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大小戰爭此伏彼起，給國家帶來慘重損害，給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極大的災難。老子認為賢佐用大道治國，不能依賴擴軍備戰的方法，更不能靠兵強馬壯去逞強，戰爭對社會生活的破壞性太大。老子的反戰思想，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是揭露戰爭對經濟破壞造成嚴重災害的經典格言，體現了老子反戰的思想。老子親眼目睹了春秋末期戰爭環境下的經濟的凋敝和人民的苦難。老子認為戰爭是殘酷的，勝敗雙方都是受害者，戰爭的雙方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因為“其事好還”，好戰很容易得到報應，誰也不能幸免。所以，他警告統治者，戰爭是人類最愚昧、最殘酷的行為，“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指軍隊；“大軍”指的是打大仗；“凶年”是災荒之年。意思是說，大軍所到之處，滿地荊棘叢生，一片荒蕪。駐紮軍隊的地方，一片焦土，地不能耕種，隻會長荒草。打過大仗之後，經濟受到極大破壞，肯定要鬧幾年災荒。老子揭示了戰爭造成的嚴重後果。老子反戰主張，意義積極。
毛澤東是指導戰爭幾十年的軍事家，他運用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的思想觀點，看待和分析日本侵華戰爭給邊區經濟生活帶來的破壞，開展大生產運動，解決軍需民糧等迫在眉睫的難題，推動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及時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