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卷 第三十三章 （二）
太無自知之明
據現在已披露的文獻，毛澤東投身革命並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後，引用老子“自知者明”這句話以指導工作，較早的一次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
1942年5月，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一百多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會議。
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是在全黨自上而下地開展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的整風運動的大背景下召開的。這次會議，對後來黨的文藝政策的製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當時延安的文藝界，在總體活躍的情況下，在群眾文藝方麵出現了一些切近現實、服務大眾的文藝追求，但在專業的文藝領域之內，也出現了一些不滿現狀、遠離群眾的文藝傾向。而來自國統區、大城市、部隊中和陝西本地的文藝工作者，因為帶著不同的經曆與立場，不同的觀念和觀點，因而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看法和爭議。一些意見通過報紙反映出來，一些意見也直接反映給毛澤東。
從大城市來到根據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農兵生活，不懂他們的語言，以及作家所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工農兵群眾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有隔閡等問題。對於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當時延安文藝界亦存在一些思想分歧。
延安的文藝界存在的一些問題，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實解決。為此，毛澤東征詢文藝界黨內人士意見時，部分文藝工作者建議開個座談會，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好好交換思想，然後請毛澤東集中講一下，以統一認識，集中思想。這樣中央辦公廳以毛澤東、凱豐名義，向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正式發出了參加座談會的請柬，決定召開了這次文藝座談會。
5月23日，毛澤東做了座談會“結論”，指出為了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他首先講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他說：
“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誌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誌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他特別強調“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而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毛澤東指出：在今天，有許多同誌，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隻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麵。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予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麵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毛澤東還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隻有聯係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隻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隻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麼，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隻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