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舉例說：
某些作品，隻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隘集團的利益，還要責備群眾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
《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這句話，在長期流傳中已演化為成語，尤其是“自知者明”（自知之明）引用頻率較多。
毛澤東暗引化用“自知之明”的典故，批評那些不考慮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需要，隻求個人或狹隘集團利益的功利主義者，特別指出他們對自己的作品“太無自知之明了”。
《講話》中毛澤東還闡述了文藝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道理，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座談會製定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貫徹，推動了根據地文藝事業的發展，也影響到國統區的文藝創作。創作題材也發生很大變化，作家們能自覺地把描寫工農兵的生活作為自己的使命，工農兵在文學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從而推進了新文學的民族化進展，使新文學更為接近廣大群眾。
創作和演出中一些有“小資情調”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逐漸調整自己的立場和視覺，對自己的作品從孤芳自賞沒有自知之明中走出來，使解放區的文藝創作與演出呈現出嶄新的氣象。
小說創作出現了一大批深刻生動有血有肉的反映可歌可泣鬥爭生活的新作品。真正表現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作家真正變成了人民群眾審美意識的代言人。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是在《講話》精神影響下成功地描寫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風暴而聞名於世界的長篇，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歐陽山的《高幹大》、柳青的《種穀記》，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和草明的《原動力》等優秀長篇，也都因為內容的新穎與充實和技巧的嫻熟與創新，博得了國內外讀者的好評。
詩歌創作的典型代表是李季的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它是《講話》以後詩歌變革的突出成果，博得眾多名家和廣大人民的熱烈稱讚。郭沫若認為：“中國的目前是人民翻身的時候，同時也就是文藝翻身的時候，這兒的這首詩，便是響亮的信號。”阮章競的《漳河水》、田間的《趕車傳》等名篇，也是馳名中外的力作。
報告文學創作出色的作品亦不少。毛澤東曾稱讚丁玲的《田保霖》、歐陽山的《活在新社會裏》表現了“新的寫作作風”。還有劉白羽、黃鋼、華山、周立波等的優秀報告文學的篇章，也是影響巨大的傑構力作。
新戲劇引起轟動效應。毛澤東及時肯定了延安京劇改革的創舉，說新編京劇《逼上梁山》為“舊劇開了新生麵”，“是舊劇革命劃時期的開端”，希望“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新歌劇《白毛女》演出後，周恩來稱讚說：“看重慶的演出，即使是比較好的，使人感動的程度也無法與看《白毛女》相比，因為這個戲是勞動人民自己的文藝，真正寫出了被壓迫階級的命運和鬥爭。”茅盾對此劇也曾高度評價說：“《白毛女》是歌頌了農民大翻身的中國第一部歌劇。”郭沫若則稱讚它“把‘五四’以來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孤芳自賞的作風完全洗刷幹淨了”。彭德懷、王震曾盛讚新編秦腔劇《血淚仇》和《窮人恨》，說它們是“發動群眾組織起來的有力的武器”。
解放區的音樂也擺脫了“大、洋、古”的影響，走向了剛健清新的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黃河大合唱》《八路軍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南泥灣》《東方紅》等名曲，為人民所喜聞愛唱。
毛澤東借用《老子》“自知者明”的話，批評一些“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人“太無自知之明”，洗刷了文藝界中不健康不高尚不明智的情緒和做派，文藝創作和演出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清新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