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卷 第五十八章（一）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老子》第五十八章，充滿辯證精神，尤其關於福禍倚伏的思想，更為精彩：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大意是：國家在政治上寬容，人民就淳樸忠厚；國家在政治上嚴苛，人民就會精明狡詐。災禍啊伴隨著幸福，幸福啊埋伏著災禍。誰能知道它們究竟是禍還是福呢？它們並沒有確定的標準。正可轉化為邪，善可轉化為惡。人們對此迷惑，已經由來已久。因此，聖人言行方正而不生硬，有棱角而不傷害別人的尊嚴，行為正直而不放肆，光明而不炫耀。
“倚”是依賴、倚靠；“伏”是埋伏、潛伏。“禍福倚伏”說明福禍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好事能變成壞事，壞事能變成好事。好與壞互為因果。
老子認為，在人類生活中，福常常潛伏著禍的根子，禍常常包含著福的因素，禍與福相依相生。這種禍福相因的認識，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的思想，它說明一切事物都包含有正與負、好與壞兩個方麵，都是在對立中轉化，在對立中生存。
雖然老子的辯證法思想也有缺陷，例如，他認為禍福變換無端，不可捉摸，因此落入了相對主義。但是它仍可提示我們，要用辯證的方法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是一句充滿智慧的著名的哲學命題。老子認為相反的事物可以相互轉化。老子認識並揭示了對立雙方轉化的現象和規律。
但是，矛盾的轉化並不是自然發生的，必須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才能進行並得以實現，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老子沒有深入論述，反映了他的思想局限。
福禍倚伏，互相轉變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從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澤東認真閱讀了蘇聯著名哲學家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六人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這部教科書，作者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積極分子，時稱“少壯派哲學家”。1931年出版於蘇聯。這是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之後寫作較早、影響較大的一本書。1932年3月，日本學者將它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年9月，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和他的學生雷仲堅通過日文本轉譯成中文，由上海筆耕堂出版，為豎排本。李達在“譯者例言”中稱，這本書是蘇聯“最近哲學大論戰的總清算，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現階段，是辯證法唯物論的係統說明”。這是譯成中文的第一部蘇聯哲學教科書，在中國頗有影響，受到中國理論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美國記者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說過：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
事實確實如此，在哲學這塊知識領域中，毛澤東是花大力氣係統研究了大量的哲學著作。他讀哲學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而且也讀過一些像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以及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著作和當代國外哲學家的著作。其中《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精讀過的一本哲學教科書。
毛澤東讀此書，讀的是1935年6月的第三版和1936年12月的第四版。1936年8月14日，他在致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的信中說：“我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能建立友誼通信聯係更好。”信中所指譯著，即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毛澤東對此書異常重視。約有半年時間，他多次閱讀此書。這從他所做的大量的批注中可以看出。
毛澤東對此書的重視不是偶然的。當時，中國革命正處於十分緊要的曆史關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先後出現了三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達四年之久。教條主義者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行動的指南，而是當作僵死不變的、到處套用的教條；他們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照搬照套外國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教條主義者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教訓是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