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張魯在漢中推行“五鬥米道”政教合一製度，在1958年下半年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引起了毛澤東的特別興趣和關注。那時，全黨全國都在高舉“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毛澤東兩次談話、兩寫批語，在四個月的時間裏，向高級決策層、領導層鄭重推薦《張魯傳》，其根本目的還是在佐證“三麵紅旗”，尤其是基層組織形式——人民公社製度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如果說兩次談話還隻是用張魯的“義舍”“義米肉”證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製和社會分配實行供給製的部分舉措的合理性的話，那麼，兩個批語則是在用曆史經驗論證人民公社製度來源的久遠性、理論的正確性和實踐的可行性。毛澤東的探索是十分勤勉認真的：批語一再思量，反複修改。第一個批語是有感而發，一揮而就，寫後已經鉛印，但不甚滿意，三天後推倒重來寫出第二個批語。盡管兩個批語思想主旨一致，但第二個批語目的性更強，思想表述更條理，理論色彩更濃厚。
談話也罷，批語也罷，毛澤東如此解釋張魯“五鬥米道”，還是認為其有“原始社會主義色彩”。研究毛澤東的專家陳晉先生就此評論：
從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一現實背景出發，毛澤東讀《張魯傳》最為欣賞的，是張魯五鬥米道的“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政治綱領”。在毛澤東看來，漢末至今，盡管“情況如天地懸隔”，但“一窮二白”的國情則“有某些相似”，五鬥米道所體現的“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理想追求，對我們今天通過大躍進的經濟運動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會組織方式來改變“一窮二白”的麵貌，也是有啟發的。應該說，這是毛澤東推薦《張魯傳》最重要的考慮。為此，他在批語裏把《張魯傳》裏記載的五鬥米道的一些內容，如以道教祭酒為治頭（地方行政長官），置義米肉，置義舍，以神道治病，對犯法者“三原”（原諒教育三次）後才行刑等，同我們今天的一些做法直接聯係起來，明顯是欣賞的，認為《張魯傳》裏說，張魯采取這些辦法，“民夷便樂”，說明“是大受群眾歡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對這點，毛澤東在12月7日寫的批語裏，說得更清楚：“這裏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隻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後，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結論是，“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曆史來源的。”（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5頁）
陳先生對毛澤東“推薦《張魯傳》最重要的考慮”的分析是透徹的。
就其毛澤東的本意來說，他從道教社會理想中考量社會主義，想到了以古證今，古為今用，也想到了古今區別，天地懸隔。他力圖用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正確解讀曆史上的原始社會主義和現實中的農村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運動；他力圖說明社會主義理想由來已久，有其曆史的淵源，不能把今天的人民公社看成是無源之水；他力圖找到一種合理的組織形式，迅速使“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得到“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他也力圖批判張魯“五鬥米道”的局限性，指出其雖然在“互助關係”上“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但是“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尤其是“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製、上層建築的封建製”方麵。結論是“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更何況，“其流風餘裔經千餘年轉化為江西龍虎山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極端反人民的張天師道”。也就是說，由“五鬥米道”到“張天師道”，張氏所創這一道教派別，在自身演變中也發生了性質變化，由原來具有某些下層勞動人民反抗官府、相互救濟的積極互助宗教團體，轉化成“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極端反人民”的封建統治別動隊。毛澤東將“五鬥米道”定位為“有原始社會主義色彩”，正是在考慮到它的合理成分時也考慮到它的局限性。
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毛澤東評論《張魯傳》中道家“五鬥米道”的思想，視為也是在追求空想社會主義，視為完全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其經濟基礎不是小農私有製，其上層建築不是地主封建製，比之孔子的“大同理想”，比之張魯的“五鬥米道”，比之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有聯係（在追求自由、平等、富裕方麵），更有區別（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方麵）。它不是幻想，不是狂想，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實踐。
當然，這是一個有缺欠、不完善、不成熟的實踐。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畢竟是在一個剛剛解放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個人口眾多的“一窮二白”的農業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方向雖然明確，道路難免曲折，探索過程艱難而漫長，“摸著石頭過河”肯定有“嗆水”“落水”的時候。毛澤東經常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隻有短短的幾年時間，還沒有經驗，可能犯錯誤，要摸索規律。他不幸言中了，他說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漢中的“五鬥米道”運行了三十年被迫中斷。曆史有時在某一點上是如此巧合，毛澤東所探索的人民公社製度，在運作了也是三十年後改變了稱謂叫鄉鎮。公社成了曆史，根本原因是它並沒有實現毛澤東讓廣大農民富裕起來的理想。改革開放彌補了它的缺欠，中國的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農民不再交稅，而且開始享受勞保，這是張魯“五鬥米道”的“鬼卒”、毛澤東人民公社的“社員”，想象不到也享受不著的。
公道地說，毛澤東探索的內容錯了，但是他的探索精神是可珍惜的。作為曆史現象，“五鬥米道”和人民公社都相對成為“過去時”，但是作為精神內核的讓人民群眾尤其勞苦大眾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卻正是“現在時”和“未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