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卷 道家除惡務盡的精神值得學習 （四）
柳子厚出入佛、老
《老子》一書成為道教經典，其作者老子成為道教之神（崇拜者）。
毛澤東談中國哲學史，很注意思想家與老子學派、與道家和道教的聯係。
1964年，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我國開始正式籌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現代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任繼愈長期擔任該所的領導職務。
世界有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中國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儒教（不過，不少學者認為儒是學而不是教）。中國的佛教與世界三大宗教有交叉。
佛教與道教主張出世，宗教職業者、專一的信奉者要出家，不過世俗人的生活。儒教（學）主張入世。儒教、道教是中國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的，具有中國特色。佛教為外來宗教，其生活習慣、服裝、禮儀與儒、道不同。儒、釋、道三教並稱，並得到社會廣泛認可，那是在隋唐時期。
毛澤東對宗教問題是比較重視的。1963年12月底，他在一份文件上寫了一個批語：
“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麵的刊物。”“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龔育之、逄先知等著：《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4—5頁）
毛澤東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一次談話中，再次談到了任繼愈和佛學。毛澤東說：
任繼愈，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他隻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以後的佛學。宋朝的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對的。不管它，怎麼行？韓愈不講道理，“師其意，不師其辭”，是他的口號。意思完全照別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講道理，講一點點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師說》之類有點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義。他的《天對》，從屈原的《天問》以來，幾千年隻有這個人做了這麼一篇。（張貽玖：《毛澤東批注曆史人物》，鷺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頁；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頁）
任繼愈時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20世紀50年代，他對佛教研究頗深，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佛教哲學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賞識。大約60年代中期，這些論文收入《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毛澤東很快讀到了此書，並找任繼愈談過話。
從196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的批示和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宗教的重視程度。這種重視，實際上是對佛教在中國文化史上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從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對韓愈對待佛教的態度是很不滿意的。韓愈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和思想家，他主張恢複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老二教（佛教與道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強烈地排斥佛老，積極地提倡儒家的正統思想，這是他政治哲學思想的適應性，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韓愈也極力宣揚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他對傳統文化，主要強調的是繼承，而缺乏自覺的創新意識。毛澤東所不滿意於韓愈者，亦正在此。所以他在1964年談話中說：韓愈不講道理，“師其意，不師其辭”，是他的口號。意思完全照別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講道理，講一點點也基本上是古人的。
與韓愈相反，毛澤東對柳宗元（字子厚）敢於出入佛老的態度，是充分肯定的。他特別強調：
“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對的。（韓愈）不管它，怎麼行？……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柳宗元有《柳河東集》傳世。他當時和韓愈、李翱等人倡導的古文運動，提倡“以文載道”，其目的也是為了用最恰當的語言形式弘揚道統。柳宗元對佛教和道教的態度，是較開放的。他不僅廣泛地與佛、道界的人士進行交遊，而且反複宣傳儒、釋、道三家之間的同一。正是由於柳宗元在學術上有這種開放的態度，所以他敢於出入佛老（佛教與道教）。而柳宗元的哲學思想表明，他這種出入佛老的態度，不僅沒有影響他的唯物主義立場，恰恰相反，在某些方麵還強化了這種立場。
柳宗元做學問，早年就關注研究老莊道家著作。如他考證《列子》《文子》《亢倉子》諸書，說《列子》“莊周為放（仿）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鹹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文子》一書傳言“老子弟子”所作，而且“指意皆本《老子》”。柳宗元考其書為後人雜取諸書湊合而成，但又特別強調《文子》“往往有可立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至於《亢倉子》：“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莊）周所雲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畏累》《亢桑子》均見於《莊子》，大體上都是寓言故事，所以司馬遷說“空言無事實”。柳宗元認為《亢倉子》（《亢桑子》）空言無事實，而今天卻有人崇尚其術，為之作注，以教於世人，這真是不可理喻。柳宗元文集中一種稱為“辨”的文體，也是淵源於《莊子》《孟子》等某些篇章，而由柳宗元（包括韓愈）首創的論說文體，常用於辨析事理的是非而加以判斷。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辨》和韓愈的《諱辨》是這類文體的代表作。《桐葉封弟辯》在近三百字的篇幅內，論辯反複曲折，波瀾起伏。清代的林雲銘稱讚該文“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辨體中第一篇文字”。柳宗元的研究道家著作，從內容到形式，從元典到流傳，深入而有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