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崇信佛教由來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餘知釋氏之道且久”。（《永州龍興寺西軒記》）認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送琛上人南遊序》）唐代是佛教哲學泛濫的時代，晚年他被貶謫的永州、柳州又是禪風極盛的地方。柳宗元文集中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對唐代盛行的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都有所涉及。柳宗元反對像韓愈那樣辟排佛教，以為那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蘊玉也”。他說：“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複生，不可得而斥也。”（《送僧浩初序》）他追求佛教與儒教的統一。在政治上失意時，他更進一步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在永、柳二州期間，他常與禪僧往來，從禪僧那裏接受了“樂山水而嗜閑安”、對一切都以“平常心”對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巽公院五詠·禪堂》一詩中說：“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自如，鳥飛無遺跡。”《晨詣超禪師讀禪經》又說：“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鬆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這些詩表現了對超越塵世而無所滯累、空靈淡泊的心境的追求。
柳宗元以儒學為本位，出入佛老，在儒、道、佛三教的融會貫通中，形成了自己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他繼承了王充“元氣自然論”的傳統，並利用當時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予以豐富，發展了樸素的唯物論思想。他在《天說》《天對》《非國語》《斷刑論》等作品中，認為宇宙是無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氣”，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質世界的變化是由於陰陽二氣的運動，人事禍福、社會治亂和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沒有賞罰關係。柳宗元與韓愈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兩人私交很深，他們在哲學上和政治觀上有分歧，但並不妨礙彼此之間以平等態度切磋學問。韓愈相信“天命”，認為上天是有意誌的人格神，能夠燭見人間是非並懲惡揚善。對此，柳宗元大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上天管不了人間的是非曲直，國家興亡、政權得失在人不在天。最能體現柳宗元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的著作當屬《天對》。在這篇文章中，他幾乎逐一對屈原《天問》所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做出了回答。屈原開篇便發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柳宗元回答：“本始之茫，誕老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柳宗元將“元氣”視為世界萬物的本原，在當時是了不起的進步。屈原對人世間的許多問題也大惑不解，如提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即商紂王的荒淫失道是誰造成的？柳宗元的回答是：“紂無誰使惑，惟誌為首。”在柳宗元看來，商紂王的荒淫失道咎在個人，與上天毫無關係。這種“功者自功，禍者自禍”的觀點，乃是柳宗元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延伸。
毛澤東對柳宗元《天對》中的唯物論精神給予了很高評價，除說“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義。他的《天對》，從屈原的《天問》以來，幾千年隻有這個人做了這麼一篇”之外，1965年6月20日，他在上海與著名學者劉大傑會麵時又表示：“屈原寫過《天問》，過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寫《天對》，膽子很大。”這就賦予了《天對》在中國哲學史上裏程碑式的地位和意義。
佛、老二教是一個客觀存在，柳宗元善於出入佛老，取其所長，避其所短，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而豐富了自己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所以，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這個肯定，也包括對老學的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