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曆史上的宋江最初確以三十六人起事造反，道教又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說法，在水滸故事的流傳中，講授者和著作者（雜劇水滸戲和話本小說）把二者巧妙地“附會”到一起，為《水滸傳》一百〇八位英雄的出場，披上了道教的神秘外衣。當然，這也是為了適應封建時代人們（讀者）的心理需求，為了體現我國的文化傳統。
“天罡”和“地煞”，都是天空中星座的名稱。“天罡”是我們常見的北鬥星座。據《道藏疏義》卷三載：“北鬥叢星為世人指向之鬥柄，為天地之稱。天罡維天之正，地煞鎮地之平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為稱之星焉。”又載：“三十六天罡……為吾驅禍殃。地煞七十二，天地養正氣。罡風驅奸邪，黑煞祛魅魑。”從“天罡”的文字意思來看，四正為“罡”。天罡分布在天上是為了使蒼天公正、平衡。“罡”又通“綱”，這些天罡星是“天之綱”，他們下凡是為了維持“天道”，即“替天行道”。天罡是“維天之正”，為了實現“天公”；地煞是“鎮地之平”，為了實現“地道”；他們都是“天地之稱”，職責在稱量天地是否公平，驅禍殃奸邪，養正氣太平。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們是現實不公平社會的克星，又是平民百姓的救星。
《水滸傳》開宗明義第一回寫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由神變人的過程。這點十分可貴，它把梁山英雄說成是天上的星宿。按照封建統治階級的宗教觀，天上的星宿都是帝王將相，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份的。可是《水滸傳》卻推翻了這種傳統觀念，普普通通的漁夫、樵夫、仆人、獄卒、泥瓦匠、種菜的、開店的、農婦等，也是天上的星宿。蔡京、高俅這些朝廷重臣卻不是天上的星宿，壞人高貴者不如好人卑賤者。把“星宿下凡”這種封建統治者的“專利”，轉讓給起義造反者，《水滸傳》這種宗教觀，是個了不起的進步。
1924年前後，國共兩黨合作，形成了大革命的時代潮流，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如火如荼，風雲激蕩，反動派把三十六名中央執委說成是“三十六天罡星”，有視其為凶神惡煞洪水猛獸之意，把他們等同於揭竿起義上梁山的叛逆強盜。這從反麵恰恰證明“天罡星”們是革命的代表。在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重提二十年前的往事，回顧黨的這段曆史，在於說明“我們黨嚐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鬥爭。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幹這樣的大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92頁）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本人也是不怕敵人反對，不怕流血犧牲，而勇於戰鬥樂於苦鬥的“天罡星”之一。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的中央執委，因數在三十六而被反對派視為“三十六天罡星”，這也是十分耐人尋味的曆史文化現象。
多數情況下，人們提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與政治生活有關。但也不完全如此。時間長久了，生活內容變遷了，人們已經慢慢忘掉了它們原來的實用意義，而轉入到習慣性使用它們的方麵。所以，當數字在三十左右時，就寧肯湊成三十六個；當數字在七十左右時，就索性湊成七十二個。
1960年3月20日，外出視察的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山東省委書記舒同等，聽取彙報時插話，其中說：
山東梁山泊曾出現三十六個天罡星，你們的三十三個過渡試點可以再加三個。你們控製得對（指過渡），廣東沒有控製，下麵搞黑的，廣東某縣一個縣都過渡了。現在準備好條件，將來就過得好，過得快，過渡不要人為，要順乎自然。（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1版，第513頁）
試點是一種認識方法，一種工作方法。從哲學上說，是通過個別認識一般，通過個體認識整體，通過特殊性認識普遍性。這種方法，也被形象地稱之為“解剖麻雀”。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采取“過渡試點”的辦法，一般說來是正確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十三個過渡試點還要“再加三個”以湊成三十六個之數？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山東省有梁山泊，而梁山泊的天罡星可是三十六個；一個是使用三十六這個數字已經成為習慣，索性湊成三十六之數。
對形成這兩個原因起作用的，還是《水滸傳》“天罡地煞”觀念的深刻影響，還是長期積澱的文化心理的潛移默化。毛澤東這次提到梁山泊三十六天罡星，似乎漫不經心，似乎沒有用意，三十三個過渡試點與三十六個天罡星也沒有必然的聯係，然而正是在這種不知不覺、不動聲色中，才使人們感受到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文化魅力及至魔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