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卷（二）
從《論語類鈔》到《講堂錄》（品讀史之二）
毛澤東在二十歲那年，遇到精通《論語》的好老師楊昌濟。近現代《論語》的研究類著作，毛澤東較早接觸並接受其思想正是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著作《論語類鈔》。這部書是楊先生學習《論語》的心得。
楊昌濟（1871—1920），號懷中，字華生，湖南長沙縣板倉人。出生於書香門第，家學淵遠。自幼飽讀聖賢之書，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學說，他的思想基本屬於儒家。戊戌變法時，參加湖南維新活動。1903年留學日本，六年研習教育學。1909年考入英國倫敦北澱大學，主攻哲學和倫理學；1912年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在德國短期考察後，1913年春返國。在外國留學達十年之久。他廣泛接觸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學。因而他能夠聯係歐洲學術思想來重新解釋孔孟程朱陸王的學說，他的思想已經不同於傳統的儒家。就其思想的傾向來說，當屬於近現代新儒家的一員。1913年至1918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四師範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等校任教。毛澤東曾受學於其門下。1918年夏，應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學任倫理學教授，直至1920年病逝。
楊昌濟不僅是一位學貫古今、融通中外的學者，更是一位愛國心切、道德高尚、思想進步的教育家。青年時期他即具有愛國思想（留學時改名懷中）。與當年一般競學法政、實業、軍事等科的留學生不同，他在外國潛心研究教育和哲學，探求做人的道理。歸國時正逢辛亥革命，譚延闓想延攬他做教育司長。他不願做官，隻選擇了冷清的師範教員。很顯然，這是由於他不滿現實，有所抱負，想從教育著手，為國家培植人才。這種特殊的出身經曆、淵博學識及其高尚的人格，使之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
當年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一批熱血青年，圍繞在他的周圍。以培養人才為己任的楊昌濟先生，深感這些好學上進的學生十分可愛，很樂意和他們交往。他從毛澤東、蔡和森這批胸懷大誌、朝氣蓬勃的優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脫穎而出的希望，感到無限慰藉，便竭盡心力，加以培養。
楊昌濟除正常授課外，還把自己的作品《論語類鈔》作為教學參考書，傳授給學生們。他通過教學竭力將自己的思想和知識傳授給學生。他教書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將自己的心得，如《論語類鈔》中的有關篇章，向學生講解，以啟發學生觸類旁通、獨立思考。他的教學和為人，對正處於人生觀、世界觀逐步形成階段的毛澤東及其學友們，其影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料（第二年合並到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擔任修身課老師的楊昌濟，常把《論語類鈔》作為教材，這對毛澤東等人進一步加深對《論語》的理解和領悟，其所產生的效果和所受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
這年10月至12月，毛澤東聽楊昌濟老師的修身課，也聽袁仲謙老師的國文課，毛澤東有課堂筆記《講堂錄》保存下來。對比《論語類鈔》的論說與《講堂錄》的記載，就會十分明確、十分具體地看出《論語類鈔》對學生時代毛澤東在各方麵的影響。
比如：《論語類鈔》在解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這一句時，說：“王船山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論語》中如此節語言，可以見聖人之精神矣。”（《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頁）這意思在《講堂錄》裏有一點發揮：“王船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侖——引者注），豪傑也，而非聖賢。”（《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89頁）孔子這句話出自《論語·子罕篇》第二十六章。孔子意思是說：“三軍可以喪失它的主帥，一個人卻不可以喪失他的誌向。”孔子說即使是個普通人，也要有堅定的誌向。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語：“三軍雖眾，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誌，不可得而奪也。”儒家強調保持人格尊嚴，重視主觀精神作用，以“誌為至要之本”。楊昌濟在講解《論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這句孔子的話時，還對學生這樣說道：“人有強固之意誌，始能實現高尚之理想，養成善良之習慣，造就純正之品性”。“意誌之強者，對於己身，則能抑製情欲橫恣，對於社會，則能抵抗權勢之壓迫。道德者克己之連續，人生者不斷之競爭。有不可奪之誌，則無不成矣。”“臨難毋苟免，見危授命，乃意誌之強，同於良心之強之狀態也。古來殉道者，寧死而其誌不可奪；反對之者，但能殘虐其身體，不能羈束其靈魂。其誌事雖暫挫於一時，而前仆後繼，世界卒大受其影響。”楊昌濟還講道：“近世教育學者之說曰，人屬於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衝突之時，則當以己身之利益為社會之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誌之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