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卷（三）
義理以《論語》為主幹（品讀史之三）
1915年，毛澤東22歲。那時一批大文化人正忙於倡導國學，學生毛澤東為思想潮流所裹挾，也參與其議論之列，並在構建國學係統的範疇內重新定位《論語》的學術史地位。
國學，即中國學術，是有別於西方學術的中國特有之學術係統的簡稱。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此時毛澤東年方14歲，還未走出韶山衝。劉師培、章太炎、鄧實等創辦了《國粹學報》。在其二十七期，鄧實發表了《國學精論》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刊印以後，風行海內外，成為莘莘學子的必讀之書。所以，國學又被稱為國故 、國粹 、國故學，西方學者則稱之為漢學。
關於國學的分類，早在“學在官府”的殷周時代，中國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學術分工與學科分類。《詩》《書》《禮》《樂》《易》《春秋》，既是當時流行的六種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職掌的六種專門知識門類。在春秋時期，還出現了為後世儒家所稱道的“孔門四科”。 即孔門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至清時，有人按清朝的四庫全書，把國學分為四部，即 經、史、子、集。
清朝的學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則認為可以分三門：曰義理，曰辭章，曰考據。晚清大儒曾國藩，在此三門的基礎上，把“經濟”從“義理”中獨立出來，與義理、考據、辭章並列，從而形成“儒學四門”的說法。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442頁）
曾國藩提出了“儒學四門”的觀點，並對此作了詳細的說明：“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製藝師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442頁）
到了清代道光、鹹豐之際，曾國藩已經將“經濟之學”視為中國重要的學術門類了。並明確將“孔門四科”與“儒學四門”聯係起來。在曾氏看來，孔門德行之科，即為後來的義理之學，宋儒周、程、張、朱之學，即為義理之學；孔門言語之科，即為後來詞章之學，唐宋時代的韓、柳、歐、曾、李、杜、蘇所謂八大家者，屬於詞章之學；孔門文學之科，即後來的考據之學，漢代以後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等大家，屬於考據之學。這樣，“孔門四科”發展到清代，已經形成“儒學四門”，並且得到了晚清學人的普遍認同。
在“孔學四門”中，曾國藩始終把“義理”放在首位，其地位高於其他三科，強調在治學之前，首先要學習程朱理學。所謂“義理”，是指經籍包含的意義和道理。《禮記·禮器》曰：“義理，理之文也。”而在其他三科中，曾國藩強調的是“經濟”，稱之為“政事之科”，一切考求各種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學問都包括在內，與“義理之學”互為表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