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以上言論不僅把“經濟”獨立出來，予以突出的地位，將“孔學三門”發展為“孔學四門”，增強了儒學的實用性、應變性，而且又闡明了“孔學四門”之間的關係，明確地把“義理之學”視為根本，而其他三科則為“義理”的輔助，以“義理之學”綱領其他三科，堅持了儒學正統。
曾國藩的新四分法，備受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推崇。1915年9月6日，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說：
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仆觀曾文正為學，四者為之科。曰義理，何一二書為主（謂《論語》《近思錄》），何若幹書輔之。曰考據亦然；曰詞章曰經濟亦然。”（《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頁）
曾文正，即曾國藩，晚清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
這裏，毛澤東顯然是肯定了曾國藩的“孔學四門”分類法，並讚同其“義理之學”為根本的觀點。那麼，在“義理之學”中，又以何書為主幹呢？毛澤東在致蕭子升的信中明確指出：“謂《論語》《近思錄》。”
為了說明問題，需要對《論語》《近思錄》這兩本書及其曆史地位、思想價值等作一下扼要的了解：
《論語》是一本語錄體的書，記錄了孔子一生的言行，由孔子的弟子整理編撰而成。是孔子的思想錄。為中國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自公元前140年（漢建元元年）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論語》在經部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而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儒學的基本思想都在《論語》中，所以《論語》也被稱為中國人的“聖經”。
《近思錄》，取《論語》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義，即近思者，切問而近思之意也，謂之與人倫日用密切相關。共14卷。成書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南宋朱熹、呂祖謙合編之理學入門書。依次輯錄北宋新儒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君子”的言論，計622條。從宇宙生成的世界本體到孔顏樂處的聖人氣象， 按照宋明理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程序為標準，分為十四門，對研究北宋理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代表著宋代理學主體的《近思錄》，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化發展成熟的理論形態，代表著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水平。堪稱後世性理諸書之祖。
所以，在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看來，國學當以“義理之學”為根本，“義理之學”當以《論語》《近思錄》為主幹。因為《論語》“孕群籍而抱萬有”，上承商周以來易變禮製仁義忠恕文化根脈，下紹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和清代實學文化傳統，舉凡史學、哲學、人學、美學、詩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心理學，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源頭——這大概是毛澤東對《論語》的最初評論，也是較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