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卷（五）
從《論語》談到“朱注”（品讀史之五）
毛澤東讀過的《論語》，現在保存下來的是宋代朱熹《論語集注》的下部。在兩千年的時間裏，《論語》注疏注解類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可朱熹的《論語集注》最為出眾，由於明清統治者的提倡，此書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在同類著作中無與倫比。
1958年9月，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張治中、公安部長羅瑞卿等人。
毛澤東與張治中相識相交，始於1945年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和張治中三上延安。這次，張治中、羅瑞卿等陪同毛澤東南下視察。
在合肥，張治中、曾希聖和羅瑞卿在毛澤東處聊天。毛澤東向張治中介紹看《楚辭》，因而由《楚辭》談到《論語》，談到《論語》的朱注，談到朱熹。由朱熹談到程顥、程頤，談到周敦頤，談到宋明理學的四大學派，談到客觀唯心主義，談到中國古代具有樸素的原始的唯物主義思想的人物。（餘湛邦：《張治中與中國共產黨——張治中機要秘書回憶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頁）
“朱注”，即指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這裏，又具體指其中的《論語集注》。《四書集注》是朱熹注釋儒家經典《四書》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儒家理學名著。其內容分為《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以及《孟子集注》七卷。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諡號文公。婺源縣（原屬徽州地區）人。青年時師事李侗，為二程（程顥、程頤）四傳弟子。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程朱理學集大成者。他建立的理學，影響了爾後學術思想的發展達六七百年之久，在明清兩代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儒家文化先有“五經”，後有“四書”。“四書”說法始於南宋，是由朱熹確立的。“五經”之內不包括《論語》和《孟子》。《論語》等“四書”這些儒家經典，在先秦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孟子》《大學》《中庸》，直到韓愈、二程，特別是到了朱熹，才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朱熹認真研究“五經”，認為“五經”內容豐富而且龐雜，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無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論體係。朱熹重新選定文本，首次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分出，與《論語》《孟子》並提，合稱為“四書”。
朱熹認為《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 （《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成書於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基本上是朱熹自己的注釋；《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成書於淳熙四年（1177），多引用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言論注釋。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一體，代表了由孔子經過曾參、子思傳到孟子這樣一個儒家道統，而程顥、程頤和朱熹則是這一道統的繼承者、發揚者。
在注釋方式上，朱熹不同於漢唐學者的作風。漢唐學者注釋，注重經書的原本，文字的訓詁和名物的考證分量很重，做法煩瑣。朱熹注釋則注重闡發“四書”中的義理，並往往加以引申和發揮，其意已超出“四書”之外。總之，朱熹注釋“四書”，目的不僅僅是整理和規範儒家思想，宣揚和貫徹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書”納入到自己的理學軌道，用“四書”中的哲理作為構造自己整個思想體係的間架。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書集注》不僅是儒家學說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學體係的基礎。
朱熹集注《論語》最為精心。他引用二程的話說：“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論語集注·讀論語孟子法》）程朱用當時的價值觀論述了為《論語》《孟子》作集注、深研細讀《論語》《孟子》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