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期《哲學研究》的扉頁上，毛澤東還寫有批注:
“1965年《哲學研究》第二期”、“趙紀彬，《論語新探》”（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頁）
批注即指的是趙紀彬發表在《哲學研究》1965年第二期上的《關於“一”“二”範疇的形成過程問題》一文。這是其《釋一二》初稿的第二章。因在第四期上趙文標題的注中提到了第二期上的這篇文章。毛澤東記下來，可能是表示有興趣找來第二期《哲學研究》讀一下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讀第四期的這篇文章而聯想到讀過的第二期上的文章。
因為趙紀彬的文章強調矛盾不能調和，隻能通過鬥爭來解決；孔門就是一個矛盾集合體，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儒墨對峙，都是一分為二，孔門內部也不例外。這都是毛澤東很讚賞的觀點。
當時，毛澤東對“反對孔夫子”的書，很感興趣，都注意看。趙紀彬所著《論語新探》，就是一本“反對孔夫子的書”， 他看過了，還想再看。
對於孔夫子，對於《論語》，學術界向來有不同評價。“文革”前夕，毛澤東不僅自己非常悉心關注起“反對孔夫子”的論著，還向康生等人推薦讀這方麵的文章。
《論語新探》是趙紀彬的一本專著。在東北大學任教期間，他講授《論語》專題，其講義初名為“論語雜考”，後題為“論語新探”。1948年8月由中華書局首次出版。當時書局方麵覺得書名太冷門，怕有礙銷路，改成了《古代儒家哲學批判》。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時，才恢複《論語新探》原名，分上、下兩部。1962年再版；1976年第三次修訂再版。
初版時分上下兩部，上部為“曆史證件”，收“釋人民”“君子小人辨”、“原貧富”三篇；下部為“儒學究元”，收“自然稽求”“學習知能論”“兩端異端解”“說知探源”“崇仁惡佞解”五篇。二版又增收“仁禮解故”一篇入下部。在初版和二版中，該書“將孔丘思想看成為兩麵性體係，以為既有可供繼承的遺產，又有必須批判的糟粕”，不失學術上一家之言。
趙紀彬認為《論語》是古代前期儒家的直接文獻。春秋為奴隸製社會的矛盾激化時代。《論語》中的“人”與“民”是當時社會兩大主要對立階級，亦即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人”代表奴隸主階級，“民”代表奴隸階級。孔門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學派，前期墨家則為“人”中的“小人”學派。孔門以“君子”為培養目標，墨子以“君子”為批判對象。先秦孔墨顯學的對立，即為當時奴隸主階級內部維新與革命兩條政治路線的派別鬥爭在學術上的反映。《論語》中的“教”與“誨”同，“誨”字以“人”為對象，“教”字以“民”為對象。“愛人”與“使民”不同，“誨人”與“教民”有別。從春秋時代起，“君子”與“小人”才開始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重要派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君子”成為孔門求學做人的理想境界與臧否人物的標準。孔門的自然知識，不但完全是直觀的原始知識，而且亦有一部分尚未脫離神學的宗教觀念。孔門世界觀是宗教天道觀；認識論是把經驗、感覺限定於內省體驗之中的先驗論；邏輯學是調和矛盾及“因己推人”的類比演繹。孔門與西周一樣，道德論不是獨立的學問，而是政治論中的組成部分，或其必需的方法。孔門的政治邏輯是“學以成德，德以從政”。還認為孔丘不以“仁”改造“禮”，而以“禮”限定“仁”。
作者在書中強調：“孔門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學派，而以繼承西周維新路線，維護氏族遺製、調和春秋矛盾為自覺的曆史任務；……先秦孔墨顯學的對立，即為當時奴隸主階級內部維新與革命兩條政治路線的派別鬥爭在學術上的反映。”（《論語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頁）由此可見，趙紀彬發表在1965年《哲學研究》第四期上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來源及其矛盾調和論的邏輯歸宿》一文的觀點，同他此前的《論語新探》是一脈相承的，對孔夫子是持學術批判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