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毛澤東對趙紀彬並不陌生，從前在延安就讀過趙紀彬就邏輯問題與潘梓年的商榷文章《模寫論中的感覺與思維問題》等，並肯定了他的觀點。至於趙紀彬在學術上一向以“批孔”著稱，他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也得到了博覽群書的晚年毛澤東的關注。後來毛澤東還閱讀過趙紀彬的其他著作，讀過趙紀彬的《論語新探》，並且是在1965年12月讀《哲學研究》上的文章之前讀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談話中提到日本人寫的基本粒子的對話文章時，毛澤東還順便讓康生去研究一下《論語新探》這本書。
為此還專門給康生寫有一封信：
康生同誌：
此書有暇可以一閱，有些新的見解。本年九月號《哲學研究》，有他的一篇文章，也可以一看。
毛澤東 十月七日
毛澤東信中所說的“此書”，即趙紀彬的《論語新探》一書。
“文革”前夕，趙紀彬的著作和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肯定，這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趙紀彬在“文革”期間的悲劇亦由此而拉開序幕。“文革”爆發後，與眾多知識分子一樣， 趙紀彬在中央黨校被掛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參加“黑幫”勞動。1966年8月26日，哲學室“文革”小組負責人向全室傳達了康生的書麵指示：“黃鬆齡、趙紀彬二人，年老有病，建議不參加勞動。”
在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他說：
廣東的那個楊榮國，我也沒見過這個人，看過他的書……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都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我對於這兩位的書都注意看。（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頁）
1969年春，中央黨校幹部下放去河南幹校，康生在全校幹部大會上宣布：“趙紀彬因有病不去幹校，李慎儀（趙紀彬的夫人）也留在黨校照顧趙紀彬治療。”在“文革”期間，康生幾次保護趙紀彬，顯然與毛澤東在1965年寫給他的那封信有關。
197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湖北武昌東湖客舍同李先念談話，汪東興參加。當談到國內情況時，毛澤東說：
現在是要團結、穩定。批林批孔聯係一塊，我看許多人對孔夫子打不懂呢。過去我勸郭誌看楊榮國的書，不大注意，又勸他看趙紀彬的《論語新探》。（《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頁）
因在“批林批孔”中許多人“不大懂”孔夫子，毛澤東提倡看楊國榮、趙紀彬兩位“反對孔夫子”的書，還向大史學家郭沫若推薦《論語新探》，可見他對這部研究《論語》力作的看重。
《論語新探》的論題、結論和方法，均有獨特性。是現代較有影響的分析和批判孔子思想的學術著作。它凝聚著趙紀彬畢生研究孔學的心血和成果。該書以哲學的修養，階級分析的方法，邏輯的思辯，宋、漢學的取舍，文字的訓詁，成為當代研究孔學很有特色的一家之言，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學術價值，是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財富。該書影響較大，1978年被美國學者莫斯·羅伯茨譯成英文在美出版。分“曆史證件”、“儒學究元”上、下兩部，十餘萬字。1981年，高橋均翻譯的該書日文本也在日本出版。
毛澤東的眼力是深邃的，他多次把《論語新探》納入思想視野，不僅僅是因為思想的共鳴，還因為他力圖用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方法來繼承批判文化遺產的期待得到響應，並得到實際成果。無論如何，《論語新探》是用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論語》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