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卷·學而篇第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四）
吟誦“學而時習之”
1957年，馮友蘭受邀請出席了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講話時，著重講了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並繼續強調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分組討論時，馮友蘭和毛澤東編在一個小組。小組會就在毛澤東的家裏開，由毛澤東主持。
這之前，《光明日報》發表了馮友蘭寫的《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的大意是說：一個命題有其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例如《論語》中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其抽象意義可以繼承，無論學什麼東西，學了之後，都要及時地、經常地溫習和實習，這就是很快樂的事；但是，孔子所說的學習內容是《詩》《書》《禮》《樂》《春秋》，這是它的具體意義，是不必繼承也不可繼承的。
這天，馮友蘭到毛澤東家去參加小組會，一進門，毛澤東就幽默地對著馮友蘭吟誦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場的同誌都笑起來，馮友蘭也靦腆地笑了。他內心更為毛澤東能在百忙之中關心他的研究成果而感到無限榮幸。（孫琴安，李師貞：《毛澤東與名人》，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頁）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出身於“詩禮之家”。幼年時，入自家私塾，接受的是“四書五經”啟蒙教育。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開始接受較為係統的哲學訓練。1919年赴美留學，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的撰寫，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起，截至1946年，七年間馮友蘭先後出版了六本書：《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係，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
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文章，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用以指導中國的文化事業。
馮友蘭應邀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時，毛澤東對著他吟誦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顯然有用意。說明毛澤東已經看過了他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文章，並以此幽默的方式表示歡迎馮友蘭的到來。馮在這篇文章中對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就其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發表了一些新議論。其觀點應該說毛澤東起碼是認同的。在小組會上，毛澤東還多次鼓勵馮友蘭發言。散會的時候，毛澤東像老朋友一樣，親切地拉著馮友蘭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