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是著名的哲學家，在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上有獨到的造詣。他研究孔學、儒學、宋明理學和中國哲學史，一直受到毛澤東的關注。
1968年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話中還提到：
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讚，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孫琴安、李師貞著：《毛澤東與著名學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362頁）
馮友蘭作為一個哲學史家、哲學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學術研究方麵的價值是極高的。毛澤東認為馮友蘭的哲學是唯心主義哲學，這應視為學術上的不同見解。毛澤東與馮友蘭的來來往往，表明兩人之間仍存在著共通之處，那就是他們都珍視中華古代文化在現實中的意義。所不同的是，馮友蘭是對宋明理學的繼承、創新和發展，而毛澤東更偏向於破舊立新中的“破”與“新”。毛澤東所創造的哲學是“實事求是之學”，馮友蘭的哲學就是“新理學”。二者有共同的話語，但基本傾向相互對立。毛澤東在延安研究哲學時雖然沒有研究馮學，但明確指出馮學的思想源頭即宋明理學是唯心主義的宇宙觀。
值得注意的是馮友蘭在研究“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時，提出了“抽象繼承法”與“具體繼承法”的概念，並舉《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個命題加以說明。他的研究采取了有汲取有剔除的辯證態度，把“繼承問題”推進一步，使人們在閱讀傳統文化典籍時有所遵循，實際上不少學人運用的正是這種方法。毛澤東盡管從總體上認為馮先生的“新理學”是唯心主義，當時也沒有對這種方法讚成肯定，但是他承認馮先生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又說馮先生“寫的東西我都看”。可見內心裏還是很欣賞馮先生的哲學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