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卷·陽貨篇第十七·反對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
孔子是位勤奮求知、勤勉做事的儒師，他批評無所事事懶惰者的言論記載在《論語·陽貨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孔子說：整天吃飽了飯，不用一點心思，難得有出息啊！不是還有擲骰子、下棋的遊戲嗎？幹點這個，也比閑著好啊。
孔子經常教育他的學生向顏回學習，不要追慕富貴與享受，用心讀書。孔子反對一天到晚吃得飽飽的沒事幹，不用心思考慮問題，認為這樣的人沒有造就。
孟子說得更為尖刻：“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如果隻是吃得飽，穿得暖，安居逸樂，卻不接受教育，不知禮義，那就和禽獸差不多了。
雖然語言的表達方式不同，一個是仁者叮嚀，一個是智者雄辯，但兩人所表達的思想卻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要求有所學、有所思、有所為的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反對好吃懶做，消極無聊地打發日子。
毛澤東運用“飽食終日”這句話是在全麵抗戰前夕。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做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他說：
中國正迫近著判定自己存亡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必須迅速地清除幹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6頁）
繼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之後，1933年駐華日軍以武力迫使南京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議》後，由單純的武力征服改變為在繼續準備發動武力進攻的同時，緊鑼密鼓地開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侵華日軍首先謀劃建立“蒙古國”，在察哈爾製造了兩次張北事件等多起事件。1935年6月27日，又逼迫南京政府簽訂《秦土協定》，“割讓”察東六縣予偽“滿洲國”。國民黨第二十九軍撤出察哈爾境內長城以北地區，國民黨黨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日軍又製造河北事件，迫使南京國民政府竟與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承諾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換平、津兩市長，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並且凡是日本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勢力都“不得重新進入”。這樣日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為傀儡，實施其“自治”陰謀，這無異於將河北、平津拱手讓與日本。
1935年10月20日，日軍又加緊對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為重點對象的上層策變活動，同時繼續對南京政府施加壓力。經過討價還價，12月18日終於在北平成立了具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雖然開始轉變態度，被迫抗戰。但在抗戰上對日本則畏敵如虎，大唱“抗日三天亡國”論，沒有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勇氣，把抗戰之勝利寄望於國際援助上。
麵臨如此緊迫的態勢，南京政府當局竟繼續對日妥協退讓，喪權辱國，步步撤退。一些官僚和惰民對國事漠不關心，表現出得過且過，飽食終日，腐化墮落，吃喝嫖賭的頹廢情緒。這導致日軍得寸進尺，越發貪得無厭，華北和中華民族產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全麵抗日戰爭爆發前夜，蔣介石雖然被逼答應了國共一致抗日，但作為抗戰的主要一方——南京國民政府在抗戰準備上卻不盡如人意。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這篇講話中說：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必須迅速地清除幹淨。毛澤東在講話中引用“飽食終日”一語，批判那些高唱“長期準備論”的人，名義上是長期準備抗戰，實質上是消極抗日，這是與我們積極抗日的路線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