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暑期，李達回上海會見陳獨秀，對國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當時陳獨秀主張共產黨全體加入國民黨，等到將來條件和時機成熟，再做社會革命，也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次革命”。但李達卻堅持他的立場，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黨本身應當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二人因政見不合，李達即萌發了脫黨的念頭。脫黨後，李達專任大學教授，過書齋生活，這是脫黨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意國共合作采取“黨內合作”的組織形式，加上對陳獨秀的家長製作風不滿。
李達雖然中斷了與陳獨秀的聯係，以致脫了黨，但毛澤東還是待他如黨內同誌一樣。1927年春，毛澤東在武昌舉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就曾請李達去講學，講授馬列主義的理論。此後不久，毛澤東還委托李達去做唐生智的統戰工作。
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李達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致力於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5年6月，在延安的毛澤東讀到了老朋友李達和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並寫下了一萬多字的批語。由此書使毛澤東又萌生了要與李達建立聯係。1937年5月李達撰寫的巨著《社會學大綱》在上海出版，毛澤東很快收到了李達寄來的書，非常高興。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書。
1947年秋天，毛澤東、周恩來曾幾次邀請李達去解放區，因他健康狀況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年底，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李達轉道香港經天津到達北平後，與準備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們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輛專車把他單獨接到香山。當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同向他詢問了湖南情況，隨後毛澤東單獨留他話舊。
在故友重逢後的長談中，李達表示要重新入黨。李達畢竟是黨的發起人之一。當初還隻有二十幾歲，隻是與陳獨秀鬧了點意氣，才脫黨的，他的政治信仰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如今想重新回到黨內，毛澤東心裏當然是高興的。對李達早年離開了黨，毛澤東以為“往者不可咎”，當年脫黨的失誤雖無法挽回，關鍵是今後“來者猶可追”，接受教訓，努力圖新，及時補救，希望李達對黨的事業做出新的貢獻。體貼、安慰和勉勵之情溢於言表。
《論語》中“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一語（毛澤東使用時，改“往者不可諫”為“往者不可咎”，其意大體相同），成為正確解決中共創始人之一李達當年脫黨而今重新入黨的指導原則。事情處理得很有章法，入情入理，圓滿無缺。這就是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