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書，在漢代被認為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並列。至五代，後蜀主孟昶更下令將《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公羊傳》《榖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這可能是《孟子》被列入“經書”的開始。
毛澤東在記錄《孟子》原文的同時，還帶有注釋。如“睊睊胥讒”句，毛澤東注釋，睊睊，側目貌。即因憤恨而側目相視的樣子。
《講堂錄》是毛澤東在長沙求學期間的筆記。主要是國文和修身的聽課筆記。也包括一些做人和治學的隨感，讀書劄記，內容十分龐雜。這一部分，原件並沒有標明具體時間，經考證，大約作於1913年10月至12月期間。
毛澤東還在《講堂錄》中記錄了《孟子·梁惠王下》摘句並注：
幹戈戚揚。戚，斧。揚，鉞也。
殘賊，賊仁者謂之賊，責義者謂之殘。
鎰，二十兩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6頁）
這段摘錄中，除“責義者謂之殘”句中，“責”，《孟子》原文為“賊”。其他均與《孟子》原文相同。
由此可見，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就已經熟讀“四書五經”，對《論語》《孟子》這些儒學經典，更是耳熟能詳。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深深地融入青少年毛澤東的血液中。從他後來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時期留下的幾篇著作來看，仍是言必稱孔孟。如1917年4月發表在《新青年》刊物上的《體育之研究》一文，即征引“四書五經”達八九處之多。在《倫理學原理》一書寫的批語，所運用的哲學範疇，如“良能”“良知”“盡心”“知性”以及“養吾浩然之氣”等大都出自《孟子》。盡管毛澤東對這些經書不感興趣，但由於他能背誦如流，這使他受益匪淺，並使他對曆史遺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興趣有增無減，到老不衰。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總是努力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批判地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結合起來，而在中國文化遺產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過於孔孟之書。所以，他後來的著述，無論是延安時期的作品，還是晚年的即興講話，往往還是喜歡征引一些孔孟的話。對於孔子、孟子，不論是褒，是貶，是揚，是抑，這種對先賢的傾慕情結，都讓他一生難以釋懷。即便是日後成了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做了新中國的領袖，當他外出視察工作時，鄰近聖人的發祥地，也會情不自禁地駐足，邁進這昔日的鄒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