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史之三
《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
1913年，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的《講堂錄》中，記錄如下內容：
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風》陳王業之本，《七月》八章隻曲詳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於田裏樹畜。（《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版，第597頁）
學生時代的毛澤東非常簡明扼要地概括說：“《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於田裏樹畜。”如何理解這句話？
《孟子》七篇，指《孟子》一書的體例。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孟子晚年，因年事已高，遂不再出遊，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但是，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卻說是十一篇。為什麼多出四篇，據東漢趙岐說，七篇之外，另有外書四篇，即《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而且認為這四篇是“後世依仿而托也”，是贗品，故不給注解，後因而亡佚。至於現在所傳《孟子外書》四篇，梁啟超早已指出，是明代人姚士舜偽撰，乃“偽中出偽”。
“言王政之要”，是說《孟子》一書的主要思想內容，談的是“王政”，也就是“王道”和“仁政”。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然孟子仁政學說的首要問題，是講田裏樹畜，即農業、林業和牧業。
孟子所說的“王道”，就是指“仁義”“仁政”，這是他效法先王的中心內容。他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忍心幹的事，把它擴大到應該做的事情上去，便是仁，每個人都有不肯幹的事，把它擴大到使其肯幹的事情上去，便是義。
孟子主張“王道”的同時，是反對“霸道”的。孟子所說的“霸道”，就是指為爭私利而采取的惡劣殘暴的手段，當時主要是指各諸侯國間的兼並戰爭。孟子提出了“保民而王”的口號，他認為統治者隻有施仁政，除暴政，早點結束兼並戰爭，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才能鞏固統治者自己的王位，也才能統一天下。
可以看出，孟子以仁政為中心內容的王道，固然是要維護封建統治者的統治，同時也要實現“平天下”“安百姓”的願望。孟子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時說過，“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離婁上》）就是有堯舜之道，如果不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
《孟子》“言王政之要，莫先於田裏樹畜。”孟子提倡王道理想，也就是實行“仁政”主張。他認為首先要發展農業，重視農業生產，按時耕作，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同時，還應注意林業、漁業、畜牧業的發展，他認為不論是農、林、牧、副、漁，生產都必須適時，同時搞好，以收到最大的生產效益。
他曾經告誡國君和諸侯：“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食，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上》）就是說，搞好耕種，減輕稅收，可以使百姓富足。按時食用，依禮消費，那麼，財物是用不盡的。老百姓吃穿不愁，人民安居樂業，隻有做到“保民”才能坐穩王位，鞏固國君的統治地位。
怎樣發展農業？孟子提到一些最重要的措施：首先要給人民有一定的“恒產”，恒產就是土地。孟子認為，要實行仁政，首先就必須由國家向老百姓提供一份賴以生存的、為生活所必需的產業作為物質基礎。這是在齊宣王向他表示“願夫子輔吾誌，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嚐試之”的情況下提出來的。齊宣王為孟子的仁政理論所打動，希望孟子輔佐他，實施一下仁政試試，孟子首先就提出了此說：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
百姓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證。好年成，可以生活得富裕些，歉收年，也不至於餓死。上可以贍養父母，下可以撫養子女。有了這樣足以維持個人及家庭生活的“恒產”，人民就會安心在這裏長期生活下去。這就是所謂有“恒產”，才有“恒心”。這樣老百姓才能“驅而向善”，易於接受統治。
孟子還提出，有了生活保證以後，就要進行教育。“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富裕以後，如果不進行教育，人就會變得像禽獸一樣，不懂禮義，缺乏道德。因此，孟子十分重視對人民進行倫理教育。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對《論語》《孟子》等“四書五經”，已是非常熟悉了，如這裏談到的“《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真是一語中的，指出了孟子仁政學說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