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史之四
孟子主張“法先王”
1958年11月20日，毛澤東召集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魯笳等四人，到他在武漢東湖畔的住所開座談會。
在這次座談會上，毛澤東詳細地談了自己對商紂王、秦始皇、曹操這三位曆史人物的評價。
談到秦始皇，毛澤東說：
人們從書中得知，秦始皇有焚書坑儒的惡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壞人。焚書坑儒當然是壞事，它把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麵給挫折了。但我們對什麼事都應當有分析，秦始皇並不是不問什麼書都焚，也不是不問什麼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書，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實隻有460人。孟子主張“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書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則相反，主張“法後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學說。秦始皇是主張“法後王”，反對“法先王”的。所以，他並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書。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張值得讚賞，當然，我並不讚成秦始皇的濫殺人。當時，要由奴隸製國家轉變為封建製國家，不實行專政是不行的。但對孟子一派采取焚書坑儒的辦法，太過火了。政治上要實行專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現在就是這樣。這一條秦始皇是辦不到的。（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104頁）
1964年8月30日，在一次談話中說到黃河流域的水利建設時，毛澤東又發揮道：
齊桓公九合諸侯，訂立五項條約，其中有水利一條，行不通。秦始皇統一中國，才行得通。秦始皇是個好皇帝，焚書坑儒，實際上坑了460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實也沒有坑光，叔孫通就沒被殺麼。孟夫子一派主張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對秦始皇；我們有許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時也有許多事情行不通。（陳晉：《毛澤東之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87頁）
這兩次談話，涉及內容廣泛。這裏我們隻關注毛澤東對孟子的評價。兩次談話都認為孟子有“法先王”的思想和政治傾向。
“法先王”是厚古薄今的，“法後王”是厚今薄古的。毛澤東認為，“法先王”的是儒家，“法後王”的是法家。毛澤東所指的“法先王”還是“法後王”，其根本的區別在於是厚古薄今還是厚今薄古，也就是遵守祖宗成法還是創新變法。
儒家是崇奉先王之道的。孔子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與孔子一樣，孟子崇尚古聖先王，開口“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閉口必“法先王”。 這體現了他的聖人曆史觀。
孟子所崇尚的古聖先王有：堯、舜、禹、稷、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在《孟子》一書中，讚揚古聖王的道德和功績有很多處，其中以稱道堯舜為最。“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上》）孟子之所以崇尚古聖先王，其目的是在道德上學習堯舜的高大德行；在政治上，效法堯舜實行仁政治民，兩方麵都以堯舜作為效法的榜樣。
孟子一方麵抬高了聖人的作用，另一方麵又貶低人民群眾的作用。說什麼：“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也。”（《孟子·盡心上》）認為眾庶百姓，隻知道去做而不明白做的道理，習慣於去做而不去考察它的所以然，一生都從這條道路走去，卻不知道走的是什麼道路。孟子的一褒一貶反映了他的英雄史觀的唯心史觀。
但是，他提出“法先王”是借古言今，而不是複古，他所說的“法先王”，是借用遠古先王的典章製度來治理國家。所以，“法先王”是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根源。他以遠古的堯、舜，禹、湯、文王、武王作為最高標準，勸告當時的國君效法，提醒當時的統治者要吸取商湯、武王與夏桀、殷紂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經驗教訓。孟子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時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離婁上》）
有一次，齊國的大夫陳賈來見孟子，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周公是怎樣的人？”孟子回答說：“古代的聖人。”
陳賈又問：“他派管叔監督殷國，管叔卻率領殷遺民造反，有這回事嗎？”孟子明確回答說：“有的。”
陳賈說：“周公是早預見到管叔會造反，卻偏要派他去的嗎？”孟子糾正說：“周公是不曾預見到的。”
“這樣說來，聖人也會有過錯嗎？”陳賈提出這一尖銳的問題。
“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難道弟弟能疑心哥哥會造反嗎？ 周公這種錯誤，難道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嗎？ 而且，古代的君子，有了過錯，隨即改正；今天的君子，有了過錯，竟將錯就錯。古代的君子，他的過錯，好像日食月食一樣，老百姓個個都看得到；當他改正的時候，個個都抬頭望著。今天的君子，不僅將錯就錯，並且還編造一套假道理來為錯誤辯護。”孟子借古言今開導陳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