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治理國家不依據先王之道是極為笨拙的。孟子的“法先王”有積極的一麵，隻是把它作為推行仁政的號召力罷了，而不是複古。
應當說，孟子的政治主張有進步的積極的一麵，但是不可否認，他也有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一麵。
戰國時各諸侯國為了強盛，紛紛掀起變法。商鞅為秦變法，開阡陌，行法製，講究用兵，講究富國，使秦孝公稱霸。而孟子遊說列國諸侯時，則主張恢複井田製，大官有世代相傳的田土。（《孟子·滕文公上》第五章）這就是把封建地主製退到封建領主製，不論井田製在滕國能不能實行，在當時各大國是不可能實行的。井田和商鞅的開阡陌正是針鋒相對的。孟子在經濟上，提出的“井田製”，顯然這種主張帶有保守色彩，未免迂闊。
孟子把孔子的仁學運用到政治生活中去，在政治上，提出“法先王”。齊宣王喜好“齊桓晉文之事”，期望富國強兵，在爭戰中獲勝，進而由稱霸走向圖王。而孟子卻要效法先王，大談他的“仁政”主張。（《孟子·梁惠王上》）在“政事”方麵，他嚴厲批評王公大臣，斥之為“汙君”“不肖者”，並且聲言對無德之君可以“易位”，有時竟弄得齊宣王或“勃然變色”，或無言以對，隻好“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認為“仁者無敵”，還告訴梁惠王“王如施仁政於民……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第五章）孟子重視民心，這是正確的。但戰爭時期，民心不是決定勝負的唯一因素。孟子所說的梃，即是木棒，用木棒和人多數眾並著堅厚的盔甲、執銳利的戈矛的敵兵相戰，除非敵兵倒戈，木棒是無戰勝希望的。可見，孟子的木棒製勝，這種比喻恐怕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
孟子主張“仁戰”，反對不義的戰爭。齊將匡章領兵伐燕，五十天幾乎滅亡燕國。（《孟子·梁惠王下》第十章）可是孟子卻說“善戰者服上刑”。（《孟子·離婁上》第十四章）“善戰者”，指包括法家、兵家在內的諸侯發動兼並戰爭的人。因為他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因此他們應當受到最重的刑法。
孟子接著說“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連諸侯者”，指縱橫家公孫衍、張儀而言。他們為當今諸侯“辟土地”“求為之強戰”，他們對諸侯發動兼並戰爭，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孟子稱他們是諸侯的“良臣”，“古之所謂民賊”，因此他們應當受到次一等的刑法。“辟草萊，任土地”，朱熹注：“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辟草萊，指開墾荒地；任土地，指分土授民，都是“盡地力”，乃是富國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富國；不富國，不足以強兵。孟子卻以為這些主張和措施雖然意在發展生產，但並不是為百姓著想，而是為了統治者的私利，所以持反對態度，甚至也認為是有罪的，當受再次一等的刑罰。這和當時情勢不合，與諸侯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由此可見，孟子“法先王”的一些政治、軍事、經濟主張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至少是不合當時形勢的。所以，毛澤東對孟子這種厚古薄今的主張，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孟子一派主張“法先王”不對的。毛澤東認為儒家是“法先王”，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
毛澤東還對儒家進行了區分。談到過這樣的意思：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顯然，毛澤東認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這種劃分的依據在於是取法先王還是取法後王。
毛澤東對孟子的“法先王”持否定態度，這與他一生堅持革命而不保守，堅持向前看而不回頭看，堅持理論創新而不思想守舊的政治思想立場有關。但是在今天，對孟子的“法先王”要做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有時，孟子的“法先王”是看到了社會問題而找不到解決的辦法，而回過頭去向古人求法，這就易於厚古薄今，抱殘守缺，實踐上也是消極促退的；有時，孟子的“法先王”隻是一種軀殼，一種形式，骨子裏是著眼現實，是掃蕩社會的腐敗黑暗汙泥濁水，有積極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這兩者有時攪和在一起，不細致區分往往不易識別。